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满怀希望地和奉系军阀进行会谈。但是他的身体却彻底垮了。宋庆龄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个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车抵达北京,却因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结队来欢迎他的民众发表演讲。1月26日,协和医院的专家发现他的肝部有一块恶性肿瘤。
孙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之后,他的亲密同事纷纷赶到他身边。但他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却留在了广州。
临去世前,孙中山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代表他行事。汪精卫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委员。现在他也一直侍奉在孙中山的病榻左右。
大革命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使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面临两大问题:要不要继续保持孙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的联盟;而最重要的还是由谁来担任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从而就可坐收孙中山长期奋斗的结果。
3月11日,汪精卫向孙中山宣读了临终政治遗嘱和遗书的代拟稿请他签署。孙中山费尽力气说了声:“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宣布把他的书籍、文件、个人财物以及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产交给宋庆龄。
这三份遗嘱是这样的: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 (总统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宋庆龄把着他的手在文件上签名。3月11日星期三,孙中山吩咐把他从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与世长辞了。
在所有的人中,恐怕宋庆龄是唯一最为悲痛的一个人了。对其余人来说,他们正兴奋于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的开始。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是一些未在场的人——后来都宣称,自己在这位伟人的临终留言中占了一席之地。宋霭龄宣称,孙中山认为孔祥熙已经成为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并且同宋庆龄建立了“永久的联系”;苏联代表宣称,孙中山神志清醒时曾说:“只要俄国人还继续帮助……”;而急于和英美搞好关系的人则肯定,孙中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过:“不要给基督徒们带来麻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都信誓旦旦地逢人就说,孙中山屏足最后一口气叫了一声“蒋介石”。
在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间,一个因为痛失丈夫和革命同志而倍感悲伤的女人的哭声显得那么真挚、哀伤和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