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成败转头空。
900年后,吕公著那曾经堂皇过的“阴宅”,也就是田间那一丘疯长着野草与野树的黄土……
宋仁宗的“无为而治”
“屌丝逆袭”是每一位生活在底层的人都在做的梦。
寒窑书生吕蒙正状元及第,官拜大宋帝国第一位状元宰相,也因此成为千古歌唱的中国式梦想。
但是,倘若大宋皇帝不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列为一项基本国策,吕蒙正恐怕会永远“屌丝”下去,在历史的长河里杳无踪影。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为其写诗、赐宴。自此,皇帝为新科状元写诗、赐宴成了大宋帝国的定例;自此,“屌丝逆袭”成为大宋帝国的一道风景。吕蒙正起于“寒窑”后,还有“断齑画粥”的范仲淹、“以荻画地”的欧阳修……
吕蒙正宽厚质朴,以正道自持,不记人过。儿子曾对其说:有人说您没啥能耐,您的职权被同僚们给分光了。吕蒙正笑笑,说:“我哪有什么才能呀!皇上提拔我,只是看上了我善于用人。我作宰相,人若不尽其才,那才是我真正的失职啊!”
宽厚有宽厚的道理,强势有强势的理由。
吕蒙正退下来后,真宗两次从开封前往洛阳吕府,问谁可担当宰相。
吕蒙正推荐了宽厚的富弼,强势的吕夷简。“上谓蒙正曰:‘卿诸子孰可用?’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
科举不断取士,屌丝不断逆袭,士大夫集团不断壮大,而且一个更比一个“刺头”。
吕夷简对反对他的人不够宽容,有时候将他们贬出京师外任,薄惩以示其威,如孔道辅、范仲淹等。
说吕夷简不够宽容,也是相对于吕蒙正等而言的。
吕夷简之后,宋朝又出了一位强势宰相,那就是韩琦。
宰相强了,皇帝似乎就弱了。也因此,仁宗得了“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的评论。
但是,“百事不会”的仁宗却铸造了雄视中国历史的“仁宗盛治”,以致连王安石在其呈献给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都说——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大臣贵戚,左右近习(亲近),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奸佞),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遗落)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举荐官员伴之以连坐的法律责任)之效也。”
在这儿,王安石所言“公听并观”,说的无非是仁宗皇帝“无为而治”,静待台谏、宰相互相监督——
“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凡所差除(宰相任命官职),(皇帝)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仁宗“忘己而用人”。
如此这般,大宋帝国也就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架构起一个皇权、相权、谏权三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格局:“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
不只是庙堂之上,就是在地方政府,大宋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家的管理机制:知州是一州行政长官,通判掣肘知州,起着监督作用,也叫监州;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
谁都想“和尚打伞”。因此,就有臣下劝说仁宗“先带个头”,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仁宗的理性选择,架构起来的这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体制”被当下著名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称之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