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
或许是出于对长女的疼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往学堂,而是被留在父亲身边,由父亲带着念《孟子》和《论语》。
但是,王国维对子女的要求显然没有对学生那般严格。王东明回忆说,每次父亲为她讲课,讲完了问她懂不懂,她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要背诵的时候,因为她经常背诵得磕磕绊绊,父亲也只是“皱皱眉头”,不待她背诵熟练,就开始教新的课程了。
花了一年的时间,王东明学完了《孟子》,但是《论语》才学了一半,父亲就去世了,这成了王东明永远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
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感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
这是否是王国维无奈的选择呢?或是他有意让子女以平淡的生活度过时代的动荡呢?由于他很少流露内心的感受,少年时的王家子女也很难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用意。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王国维在动荡的时代常常为忧闷情绪所困。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国覆亡”,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大乱将随之矣。”在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渡过这一切。
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园,在海宁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陆续念完小学、初中,接着又前往松江女子高中读书;在父亲到清华园任职之前,她也曾在海宁的外婆家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她回忆那个时候:“午夜枕着钱塘潮声,想着远处江边渔火,童稚时期的记忆,至今年近百龄,犹在脑中盘旋,回味至深。”
抗战的爆发打乱了她的生活,那时候她已就读中央大学,但却在读了一年后就辍学了。离开校园后,王东明先是和母亲一起到上海避难,那里有她在邮局工作的二哥王高明,1941年,眼见着日军即将侵入上海租界,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登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193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机床厂工作),妹妹松明、三哥贞明、四哥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王东明说,抗战胜利后,台湾宣告光复,她的三哥王贞明和四哥王纪明调往高雄海关工作,妹妹松明也到由高雄海关、港务局、要塞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办的子弟学校任教,母亲也于此间到了台湾。
1948年7月,她从西安返回上海,那时五弟王慈明已回到上海,她就住在五弟家,未久得知妹妹所在的子弟学校缺少人手,她就想过去任教,正好在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六弟登明正过暑假,也想到台湾去游玩,于是姐弟俩就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后来到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感觉是“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
不久后,六弟登明返回上海。王东明虽然开始在高雄任教,但那时候她还“绝对想不到我的大半生会在台湾度过”。
此时,国共两党正在展开殊死搏杀,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海峡两岸从此隔绝数十载,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