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唱中国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留美博士廖文毅最早在东京提出“台湾民本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在四百多年的殖民经验里,台湾本土文化(原住民文化)受过中原文化以及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文化的影响。他的“先天混血论”曾受到后来的学者如黄昭堂等人的批判。
就一个世纪的变迁而言,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岛上民众的心态有些类似犹太人:无家可归,寻找家园。吴浊流写于1943年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揭示了殖民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悲情;而李昂的小说《迷园》也写出了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亚细亚的孤儿》后来被罗大佑谱成歌曲,传唱了几十年。
日本战败后,台湾为国民政府收复,蒋介石在全岛推行儒家教育。据龚鹏程说,蒋中正最推崇王阳明,故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这种儒家型社会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是具体可感的,比如尊师——20多年前,一位老师去买东西,摊主或售货员一旦得知他的教师身份,态度会很不一样,便宜些或者服务更周到些;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态度也是恭敬有加。五伦关系、人在社会中的进退,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制约。
龚鹏程记忆中,台湾传统文化最美好的时光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晚期,那时候经济状况良好,文化也呈现昌盛景象。当时有几大论战,譬如“我们要唱中国歌”,由此掀起校园民谣运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郭小庄的雅韵小集,都是在西方样式中糅进中国元素;还有学术界的“科学文献能不能讲中国话”、“比较文学要建立中国学派”等等,都是在努力凸显中国性与中国品味。
出版人严搏非经营的季风书园与台湾联经公司有合作,他因此与对岸知识人多有接触。他对记者说,“台湾的知识人要比我们这儿诚恳,对知识有敬畏。中国这30年旧理想毁了,直接进入了一个以庸俗为正当的年代。本来我们就没有知识贵族,传统文人中自恋轻薄的那一面发展起来,对今天的社会风气造成很大影响。有时候接触对岸的知识人,他们身上尽管也有文人气,但还是积极健康的那一面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