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批评史研究的最核心的精神,无非是: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向前看。有了这一精神,才有各种创造,才能自名一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先生,独具慧眼,请从英国回来正在教英文的东润师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新课,一时使教中国古文的同事们十分诧异。然而,有深厚国学根底的老师不负闻先生的重托,仅花了一年时间,就开出了这门新课,于1931年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使老师与一时治批评史的名家郭绍虞、罗根泽先生鼎立而三,独树一帜。
《大纲》之特色,不仅仅在当时三家中是一部唯一的“全史”,而且在体例、识见、文字等诸多方面自成一家。据老师在《自序》中说,《大纲》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有三,实可概括成两点:一是以人立目,二是“远略近详”。
所谓以人立目,即是全书七十六节目录,基本上都是标的一个个人名,而不是以时代、宗派来论列,也不以文体来区分。他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像刘勰、严羽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属于南齐或南宋的。而一个宗派的清规戒律也不能限制一个伟大的批评家的创造性,同一个派别里的不同批评家往往各有面目。至于假如将一个文论家的诗论、文论、词论分别来论述的话,也必将搞得支离破碎。一个刘熙载,既论诗,又论文、论赋、论词曲、论经艺,假如“分隶于五六个不同的篇幅”,就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刘熙载了。总之,他要使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批评家”,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体。归根到底,他是将文学批评最后落实到了每一个人。
“远略近详”的做法,是富有针砭性与前沿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弥漫着厚古薄今的气氛。即使在“五四”以后,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信而好古”,大学里讲授文学史,往往是讲到唐宋为止。至于批评史,似乎只要知道刘勰与钟嵘就可以了。当时,郭、罗两位的批评史,就只是写到了唐与宋。而事实上,越近,就越与现实的关系密切,越应该注重研究,故老师特别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大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并从中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足具代表性的批评家。像明清以后的高棅、冯班、叶燮、纪昀、赵翼等等,在当时的文学史、批评史研究中都不大提及的,“有些简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绍和我们相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这就使他的批评史研究与现实拉近了距离。
除了这两点之外,我领悟老师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至少还有三点超越时人之处:
首先表现在重视小说、戏曲的批评。晚清“小说界革命”以后,尽管小说戏曲的地位大大提高,但诗文“正统”的观念并未能一下子消除。即使到“五四”以后,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大都还着眼于诗文,郭、罗两家就不谈小说戏曲。实际上,建筑在虚构基础上的小说戏曲理论,与以真情实感为基点的诗文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注意更具近现代性的小说戏曲理论无疑是一大缺失。而老师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就与小说结了缘。他早在民国初年英国留学期间,就翻译了托尔斯泰等多种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而被人列为近代有数的翻译家之一(见杨世骥《文苑谈往》)。1917年还发表过探讨莎士比亚的专论《莎氏乐府谈》。后来,还专门研究过《水浒传》与元杂剧。因此,他能注意小说戏曲批评的研究就并不奇怪。在《大纲》中,他论及了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吕天成、王骥德、袁宏道、金人瑞、李渔等小说戏曲批评,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有的写得非常到位,如论金人瑞的戏曲小说批评为“一代之高峰”,正确地指出其“长处在于认识主角之人格,了解全书之结构”,但也不讳言其以“时文之法评点小说处”。至于对金圣叹侧重主体阐释的批评,也有比较平允的看法,他说:“读金本水浒传者,不妨当作圣叹自作,一切圣叹对于小说之见地,处处可窥,至其对于文学之价值,虽有独见,对于批评之使命,则欠忠实,此亦无可讳者。”这些论断之精当,即使到现在还不能不令人赞叹。
老师治批评史的特点还表现在注重传统的艺术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实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强调言志载道,另一派是重视艺术创造。尽管一些人喜欢将批评史围着“道统”转,但老师对于一部批评史的研究,实重在后一路。何以见得?请看他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即可窥见其奥妙。此集所收,即是早年先于《大纲》在武大《文哲季刊》上发表的有关司空图、严羽、方回、何景明、钱谦益、王士稹、李渔、袁枚及曾国藩的“古文四象”的论文。这些人物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派别或一种理论的关键性人物。牵之一发,能动全身。而他们共同的特点即是主要在论艺术方面引人注目。应该说,这些论文正是老师最见功夫、最为得意的文章,也正是一部《大纲》的骨干。于此可见,老师研究批评史的倾向性。
最后,我认为老师治批评史的卓越之处,还在于强调了要有史的观念。治批评史者,实无批评史观念者屡见不鲜。而老师强调作史者,要有“他自己的立场”,一部批评史,不可能“完全是史实的叙述”,“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所以,“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他非常欣赏纪昀于嘉庆丙辰、壬戌两科的会试策问,出的都是批评史的问题。壬戌三场会试,尽管四千人中除一卷外,其余均未置答,考得士子们晕头转向,但老师认为,这些题目充分地说明了纪昀具有批评史的观念,称赞“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在《大纲》中,我们可以不时看到夹叙夹议的片断,比如上文引及论金人瑞处即是。其他如论“盛唐”以后论诗大都可分二派:“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论严羽说“吾国文学批评家,大抵身为作家,至于批判今古,不过视为馀事。求之宋代,独严羽一人,自负识力,此则专以批评名家者”等,都可见老师在客观地叙述史实时,能恰当地介入主观的评判,点到肯綮。
笔走至此,不由得想起老师是一个非常关心现实、关心人生的人。晚年常常谆谆教导我们,凡事要不断求进步,向前看。我想,他的批评史研究的最核心的精神,也无非是: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向前看。有了这一精神,才有各种创造,才能自名一家。其实,他的其他各体文学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黄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