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见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难道一个人死于地震后还真能感觉到幸福?真会盼着在坟头看奥运?这种违背常理、漠视生命的文风,明显违背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缺少起码的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如果说文学真如先哲所说是“人学”,那就要描写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王兆山写出这样的“诗”,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感知力呢?
汶川地震后感人的诗歌很多,但多数都不是吃税金的作家写出来的,因此我认为,王兆山事件与当下公共财政养起来的作家体制有关。被养起来的作家失去生存压力的同时,无形中也失去了感知生活酸甜苦辣的机会,当然就和真实的生活产生隔膜,就和天下苍生的距离拉远了。除了他们中少数文学天分较高者外,多写不出什么为苍生说人话、提升大众精神层次的惊世之作,而一些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只能写些如“王作家”般既无文学价值又乏人文精神的“打油诗”混日子了。
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的磨难。古代的荷马们作为诗人是要靠吟唱作品来养活自己的,巴尔扎克、左拉、雨果还有他们同时代的大师都在为出版商“打工”,要为完成合同而写作,这些伟人都是在面向市场而写作,都是带着对于文字的热爱和市场的压力而历经心灵的炼狱,皓首穷经、啼血为文。无论是文学巨人还是像村上春树一样的流行作家,如果不写出让大众感动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作品,是不会有人养活他们的。
当然,这些所谓作家如果不出他们的圈子而只在公费供养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也没人说什么,原本会一切良好,因为这些公费养着的报刊除了内部人阅读外,发行量很小,没什么市场,大众是不爱看也看不到它们的。但很不幸的是,王兆山这次却在市场化的媒体上亮相了,如此一来,在大众的目光下,其丑陋就露出来了。
现有作家体制,不能不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