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其实,媒体和大众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而本书是一部以平视眼光写下的《金庸传》,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详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报业巨子,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本书首次利用第一手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上期回顾]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金庸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
长子自杀的消息对金庸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想跟着儿子去阴间,当面问儿子:“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的,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她的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现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金庸用了好几年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那段时间里,金庸一直坚持的,还有下围棋。
自上世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始终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
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休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致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下棋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间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上世纪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个人感到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这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吴清源的才华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
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能做到?”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
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