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舞文弄墨的人都喜欢月亮,写月的篇章更是汗牛充栋,只有真正爱月、心地无私的人才能写出真正有月的千古名篇——宋代苏轼就是其中数一数二的人!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文忠,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为人忠直,屡遭贬谪,一生坎坷,而乐观旷达。诗词文赋、书画音律,皆自成大家,农工军事、医药养生无所不通,乃旷世奇才、全才。与父苏洵、弟苏辙,世称“三苏”。
苏轼写月的诗文很多,很多都是千古传咏的佳构巨作,不管是长章还是短构,都具有催眠般的效果,直令读它的人迷失在那片气氛里。作于黄州贬居时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若干炙至人口千古名篇之一。其文奇短,却个性毕现,意趣横生,单纯自足,完美安祥,是瞬间佳境最敏感的记录,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因漫不经心的魅力而千古传诵。
文体天成,自然流露。古今无人能写得出比他更传神、更美的那片月色来,难怪连当时他的敌人都要妒恨他,将他投入监狱里了。
苏轼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胸襟高旷,有涵盖一切的气象,这位慷慨天才对世人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从世上收取的一切。他那完全以音调和气氛写作,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使世界、更使我们充实不少。
任何情况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读苏东坡的诗文,就不难探出他幸福的奥秘了。
苏轼一生第一次大灾难,始于“乌台诗案”。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成为政敌蓄意已久的政治迫害阴谋的导火线是苏轼元丰二年(1079)正月写的《田围博见示石炭诗,有“铸剑斩佞臣”之句,次韵答之》诗:“楚山铁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奸邪窟。属镂无眼不识人,楚围何曾斩无极。玉川狂直古遗民,救月裁诗语最真。千里妖蟇一寸铁,地上空愁虮蝨臣。”
苏轼是元丰二年(1079)三月奉调湖州太守。在移知湖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即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七月二日、七月三日,权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权御史中丞李定连续上表弹劾,指谪他在任职杭州以来所写诗文及知湖州谢上表是“妄自尊大,讪谤朝政,恶意攻击”,“轼所为文学,传于人者众”,有:鼓动流俗,为恶不悛,谤讪讥骂,肆为诋诮,无所不为,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咎新法,先王之法当诛。案件发交御史台查办。
七月二十八日,母丧不奔、被司马光喻为禽兽的李定任主审官,他们摭取苏轼诗文集举册以进神宗。指派台吏皇甫遵到湖州追摄苏轼,押解京师审问,八月十八日关入御史台监狱。神宗无意杀苏轼,但案情既已正式提出,下旨御史台根勘,让御史们详作调查,这一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便付诸实施。
这些诗句分开来看只是应景,凑在一起就成了一册抗议诗。“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府,是专任弹劾百官的中央机关)不过是新派铲除异己、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以诗文为定罪借口罢了。
后来苏轼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悍吏皇甫遵等带吏卒逮捕太守如捕盗贼,态度专横,自期必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臣亦觉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至今日。在给文彦博信中也记叙了当时受捕情景:“……御史符下,就取家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当时被捕的惊恐情景,历历可见,只是此时苏轼所写书稿被夫人王闰之惊怒之下付之一炬,使贬谪黄州以前许多作品化为灰烬,确是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
此时苏轼的知名度和威望越来越高,被公认为继一代儒学宗师欧阳修死后,全国第一大学者,深获整个学术界敬爱和推重,学者都认苏轼为“师”,他的被捕受审在全国引起震动。
对苏轼的审讯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至十月初终结,涉入案情的苏轼朋友就有三十九人,尤其是曾亲自出版苏诗的好友、皇帝姊夫王诜驸马牵涉最重,审讯中发现他和东坡曾交换许多礼物。审查的诗篇达一百多首,每一首诗都要作者亲自解说。苏轼所有的诗都用千挑万选的措辞,引用一大堆文学和历史典故。苏轼不尊敬朝庭的罪名成立。
十月三十日判官门做了一份案情摘要呈报皇帝。这时一向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仁宗后)病死,因国丧案件被悬搁,苏轼在牢中等待审判的结果。谁都知道,大凡皇家出殡总得大赦天下,按照律法和习俗就是死囚犯都有减罪的可能。李定、舒亶等辈十分担心,原满心想将反对派一网打尽,这一来心血将全白费。李定强烈反对特赦,舒亶更要求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孙觉等苏轼的十多位朋友处以死刑。
仁宗皇后临终前在皇帝面前为他说情,《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载:“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苏东坡是幸运的,他经历的四位太后都很贤明,常得到太后的庇荫,得以历九死而获一生。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皇帝驾崩不久,就被英宗皇后任命为登州太守,赴任五天就奉召去京城,在京八个月,就连升四级,自七品跃到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时年四十九岁。晚年若不是另一位太后——神宗皇后——摄政,恐怕流放海外至死都难以回来。这是后话。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宫中传出旨意苏轼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能随便离开,无权签署公文。其他被牵连的人也都分别受到惩罚,如王诜驸马被消除一切官衔爵位,无辜受累的王巩谪居西南边区,自己弟弟苏辙被降调高安——离哥哥谪居地百公里——担任筠州监酒。这使李定、舒亶等大失所望,但他们也知道,只要苏轼不死,总会有机会的。他们只好等待下一次的致命打击。
苏轼除夕出狱,共关了130天,在狱中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日子,但当天晚上,他又写了两首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发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的叹息,当然,还有批评。一场浩劫、一段惊悸惶恐的牢狱生活不但没令他向迫害者妥协,倒使他的思想得到一次净化,他的人生跨进了更高的思想境界,人生观更趋完美、成熟。“乌台诗案”的灾难,使苏轼更进一步理解生活的真谛。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在“乌台诗案”文字狱中死里逃生的苏轼到达汉口附近的黄州贬所,是年四十五岁。黄州太守徐大受对他礼遇甚厚,不以罪官看待,使他心中得到友谊的温暖,在给徐君猷之弟徐得之的信中说:“某初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因为是罪人,不得签署公事,苏轼在黄州过着亦士亦隐的生活:“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识”(《答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不能接受生命是负担和不幸的理论,终其一生对自己完完全全自然和忠实。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却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自己的作品中坦白说出他的想法,他也意识到自己常常口没遮拦,觉得某一件事不对,始终“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对他非常不利并终给他惹来大祸。
“也许我天生太相信别人,不管和谁说话,都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他说“这就是我的弱点。”即兴的诗文或批评某一不合意作品都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和冲动,但也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他的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他的性格力量和人格魅力谁也无法阻挡,这种力量与生俱来,顺其自然。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挥动笔尖,有如挥动一个玩具,可以显得古怪或庄重,顽皮或严肃。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不因个人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从他的笔梢,可听到一组组反映人类欢乐、愉悦、幻灭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自然和谐,感人情愫。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十月十二日夜,朗月升挂,白天下了一场雨,夜间的月色水洗般明亮。时值初冬,寒意初袭,城东很僻,夜很静,全世界都在睡觉。忙碌一天的东坡居士也欲解衣就寝时,融融月色,穿户入室,静静倾泻过来,顿时睡意全无,便欣然起行。
中国人喜欢歌颂戴斗笠耕田并站立田野山边的诗人,如果还能写出好诗,敲牛角拍拍子,如果偶尔或常常喝醉,爬到城墙顶偷看月亮,那就更妙了。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丈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贬谪黄州的苏轼自元丰四年(1081)开始在东坡耕田,自号“东坡居士”。他早就想学“五柳先生”陶潜,归隐田间,却没想到是以这种被迫的状态当上了自耕自种,道道地地,自食其力农夫的日子。贫寒的生活,更加锻炼他的意志,过去的少年豪气,政治上的锋芒毕露,这时似乎在安国寺的焚香默坐间脱胎换骨了。
每天倾壶吟诗,游山玩水,与村夫野老交朋友,闲适自若,乐观旷达,流放的苦痛,好像已被抛向九霄云外,他过的很快活。“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必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黄州虽是贫瘠的小城,但万缕闲情、风光、诗人敏感的想象力、月光美酒、娇妻爱妾稚子混合成强大的魅力,使东坡活得很诗意。
大约这段时间,他收朝云为妾。朝云从12岁起就一直追随身边,忠敬如一,敏而好义,非常聪明,是苏轼的挚爱,晚年流放异地,天南海北,始终苦苦相随。男人的心智和精神千变万化,女人只要稳定正常,永远让人觉得美丽、健康、善良就够了。元丰六年(1083)朝云生了个男孩,起名遯,出生三日举行举行洗礼,东坡写了一首自嘲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无灾无难到公卿。”但遯儿未及周岁夭折,东坡“老泪如泻水”,朝云更是伤心,“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朝云从此没再生孩子。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遂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农田垦好,衣食无忧,就能享受每天的趣味,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保持这种心态和心境。假如生活缺少诗意,但人却能很诗意地生活。
兀傲的态度,自我解脱的处世哲学,东坡心静如水,已复非初出道时的年少,早已尝透做官的滋味,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亦非初来时的心魂震撼,少动少说话,一副罪臣的模样,远离京城的刺激,也已不再觉得厌烦。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解放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又反映进作品中。
他的人生态度更趋自然,《东坡》诗道:“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受铿然曳杖声。”这段“雨洗东坡月色清”的“坡头路”,是他曳杖沉思的乐土。在这无官事之劳的闲暇生活中,有更多空闲时间读书著作,除完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外,还用他那神来之笔,写出大量流传千古的名篇,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其他诗词名篇。
他才情横溢,兴趣广泛,心怀旷达,不记仇隙,生活中充满着爱和美。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一切激情与愤怒都已过去,代之而起的是光辉、温暖、亲切、宽容的幽默感,绝对纯美,完全成熟。其智慧的波涛滚滚而涌,在思想的变化过程中自然地流泻出来,“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创作的丰收,风格的发展,传神的笔法,对宇宙、人生不懈的探索精神,表明了苏东坡在浩浩大江的薰陶下心灵深处产生了蜕变。
社会、文化、经史的研究,外在的工作与责任隐藏了一个人的本性。去掉了这些时势和传统的陷阱,真我就出现了。苏东坡因需要而务农,因脾气和天性而成为隐士。其最可爱处莫过于自食其力的农夫面目。是自然的大顽童,天真无邪。这位受大宋国整个学术界敬爱、推重、威望很高的大学者回到了群众百姓当中,成为千百年来最受人敬重和崇拜的对象。
种田空档,有时觉得孤单就去游山玩水,四处走走,沙湖、清泉寺、溪桥、寒溪、临皋亭、村边的小酒店都留下他的足迹;或在海棠盛开时,携客置酒,去定惠院东小山上赏花;雨天,很晚才起床,傍晚一个人到东山漫游,寻访庙宇、花园和清溪;或者就干脆小醉一回,躺在草地上睡觉,傍晚时等好心的农友叫醒自己归家。当然,他还发明了许多吃和喝的东西,千古让人回甘。
在这样乡村环境里,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陶潜。陶潜也是因无法穿官袍、整官带,对税政司派来的小官磕头,而辞官归农。“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归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江城子)说自己前生一定是陶潜。
他愈读陶潜的诗,愈觉得诗中反映了自己的情感和目前生活。世间的欢乐并非人人都可享、都懂得享的,有些乐趣只有诗人居士才能享受。东坡自觉辛劳没有白费,心里高兴,每天在田里耕作,不禁将陶潜的《归去来兮》赋中的字句进行重组,配上民歌,教农人歌唱,“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哨遍·为米折腰》)。
他有一群朋友,他在哪儿都不缺乏朋友,大家都和他一样自由、一样口袋空空却悠闲无比。家里一天没有客人就不自在,有时邻居、朋友来看他或他自去找邻居和朋友,大家一起到长江两岸山区旅行,到长江边垂钓、喝酒或聊天、下棋。黄州是汉口下游江边小城,长江两岸是多山的林区,风景很好。南岸有矾山,高耸在湖泊水道交织的平原里。不过有时看看酒杯中的月影,他也会兴高采烈。
东坡本是一个有欢乐就想着朋友的人。他爱玩、爱吃、爱读书、爱人、爱物、爱花鸟树林、爱清风明月,一而言之,爱天地万物。《东坡事类》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
如此美好的月色不容错过,当与朋友共,但谁能与吾为乐呢?心中自然而然想到刚被贬居黄州不久、正寓居承天寺的朋友张怀民。张怀民和他一样既无职守,复无拘箝,自由自在,不用起早去点卯考勤,也无工资和奖金可扣,最主要的是明日想睡到什么时候都没关系。便欣欣然往承天寺而去。张怀民果然也未就寝,便一起在庭院漫步,共同去领略那撩人的月色。
庭院的月色如一泓积水清澈透明,饱浴月辉的还有四周青竹翠柏,倒映院庭被轻风舞弄,宛若水中藻荇纵横交错,摇曳生姿,人在水中行。哪夜没有月光,哪里没有青竹翠柏,只是缺少像我两个这样的闲人。
风景的美一半靠地利,一半靠欣赏人的眼光和心境,个中韵味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东坡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总是微笑接受。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去恨别人。他恨罪恶,却对作恶的人从不感兴趣,要说有,也只是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不知无能是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
在这如画如诗的黄州小城里,苏东坡的思想跃进到一个新高度,其文学创作,发出灿烂光彩。《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东坡晚年出海南归途中对自己一生所作总结。辗转奔波一生,黄州是他无限迷恋、永世难以忘怀的地方,是他“平生功业”三个重要阶段之一。所谓“功业”,更多的是指自己文学上的思考和成就,贬谪黄州的五年时间里,是东坡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
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别黄州,苏轼挈家一路奔波,经九江,登庐山,在金陵与王安石聚会,互相唱和,表现了相互间的推崇。十二月抵泗州,在泗州度岁,元丰八年(1085),过扬州、楚州、海州、密州等地,十二月抵京,至礼部郎中任。此时神宗已崩,哲宗即位,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执掌朝纲,因议免役法,与司马光意见相左,迁起居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离开黄州多年苏轼依然念念不忘:“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对黄州的感情亲切有如爱自己故乡。
苏东坡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解释,其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承天寺的这片月色,永远皎洁在历史的星空,千年来令人心醉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