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读者的眼中,文学批评活动只与文学批评家相关。其实不然,一个读者阅读完某部文学作品之后,总会少不了自觉不自觉地对作品做出个人的评价。尽管这一过程常常是在内心深处不经意间完成的,即便没有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但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学批评活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个人对某部文学作品的评判也随之出现了差异。而原因在于内心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促使文学作品出现了“增值”或“减值”的特有现象。
一部文学作品出版或发表之后,是读者也好,文学批评家也罢,总之围绕这部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经过读者与批评家所共同催生的文学批评活动之后,才在“增值”与“减值”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力的强与弱。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引起轰动效应之后,还能影响深远,那其生命力当然是顽强的。自然,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或者是不是经典,“作品的生命力”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几乎都看不到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的那种现实过程,毕竟经典作品的生命力要远远大于其作者的生命力。
经典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属于整个全人类。因而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当然是不分民族、国别、种族和疆域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应该不分彼此地正常纳入我们的阅读范围。
作为一个阅读者,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当然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如果不加选择地阅读,阅读就很有可能变成一种“苦读”。也就是说,即便是经典文学作品,也并非每一部都能适合于任何一个读者。只有读者尊重个人的意愿完全自主地选择阅读对象,阅读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诗意的“悦读”。一旦读者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某部经典文学作品,或者说某部经典文学作品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最忠实读者,那么一种生命与思想的互动与交融就必然发生……
经典文学作品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优秀并不能证明作品就没有瑕疵,更不能证明作品在不同时代里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完美。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始终存在着“有意无意”和“有形无形”的文学批评活动,并因此而让经典文学作品不断产生可能的“增值”或“减值”。而经典文学作品的“增值”过程,其实就是经典文学作品在后续时代里被不断发现具有“新价值”的过程;相反,经典文学作品的“减值”过程,其实就是经典文学作品在后续时代里不断被否定或削除其“原有价值”的过程。比如,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长期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遭到了质疑乃至彻底否定,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继续以万物之灵长自居,而是必须以自然界普通成员和公民的角色,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自觉维护好自然的伦理尊严。而我们一旦接受了这样的鲜明理念,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就少不了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经典文学作品的“增值”与“减值”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无情态势呈现。最直接的后果是,像华兹华斯和济慈的诗歌作品,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等作品,因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唤生态良知,澄明生态思想和确立人类新伦理,因而作品在今天出现了不断“增值”的现象。相反,像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歌德的《浮士德》、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等,因传达出一种以与自然敌对和斗争为乐的强烈倾向,以及突出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地位和统治权力,张扬为实现人类的价值而一味追求物质生活或者战胜自然的伟力,因而这些经典作品在今天开始遭遇到了“减值”性的阅读评价。
无可怀疑,文学作品的“增值”与“减值”,使“文学机体”进行“自我清洁”成为了一种可能。我们只有正视经典文学作品的“增值”与“减值”事实,才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筛选出那些“增值”性的作品,并以此不断树立起我们的阅读信心。
作者: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