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由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百年潮》刊登林蕴晖的文章认为,彭德怀被逐,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害怕彭德怀成为中国的朱可夫,而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要整风:讨论朱可夫的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
毛泽东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说过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是什么?
朱可夫是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
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招,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招,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正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
粟裕,是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发生了一些摩擦。
因为这些摩擦,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认为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要求粟裕在会上检讨。
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这方面的弱点(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将领,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中共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差距很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信,就是担心在中共党内官员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的情况下,会议匆匆收场。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
彭德怀与毛泽东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由他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可以说明。中共建政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使他名扬中外。解放军绝大部分的将领、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方面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这位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