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公布。从您的经历来说,您对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解放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北大、清华等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北大原来有文、法、理、工、医、农,在这期间被调整了,打破了学校的传统。具体在教学内容上,也改变了,比如遗传学遭到了否定、哲学上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于是学术上就无法百家争鸣了。这是不对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东西。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样样都对,样样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有着前人的智慧,应该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扩招。这基本上是学习美国。美国的大学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州立大学,可以有四五万人的规模,在当时我们的高校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很多学校就开始合并,学科不全的用合并变成了综合大学。一方面学校合并,一方面学生扩招,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增加,教师不够,教学质量下降,所以也影响了学校的合理与健康发展。
另外,现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让教师无法真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教师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说,教师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体制需要改,让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心地搞教学研究。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社会观察》:您是《儒藏》的总编纂,计划中要出330本,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现在已经出了33本?
汤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会观察》: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您怎样看?国学现在是个时尚的词语,您怎样看国学的历史使命?
汤一介:“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像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他们才能称得上是大师,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比肩者。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然后又出国了。所谓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开阔,思路自然广博。而我们后来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思想了,旧思想都抛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不了解,那是很被动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历史在前进,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不能迷信,对孔子也不能迷信,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国学就似乎所有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把儒学变成儒教,变成国教。我说,错!不能把任何一个学问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儒学也是发展着的,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问,中国也可以参考西方,因为任何一个传统文化都有其有价值的、优秀的一面和有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把国学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学问。
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那都有失偏颇,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原载2010年09月10日《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