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 好运气的一代香港人
我最近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和《我这一代香港人》,描写的是香港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今天香港的主导力量,就是生于1949年到1960年的这一代人。
这代人运气特别好,在安定的社会长大,没有吃过太多苦,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小时候可能住在贫民区,拿到扶助金进大学,毕业正赶上70年代香港经济膨胀,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记得港大1973年毕业的社会科学院的同学,一下子被美资银行请去30几个人,我们都傻了。以前哪有外资企业请这么多人?因为70年代初外企拼命在香港设立总部,请好多刚毕业的新人进去训练,后来做到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他的很多同学也都运气很好,30岁左右就纷纷做到外企的副总裁位置。
即便遇到1973年“股灾”,外企仍然蜂拥进入香港,合力造就繁荣。这也让我们这代人接受了西方现代商业理念。大家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投入较少而回报较多,而且只要眼前回报多了就好,将来的事先不管。我们父辈不见得有这种心态。
如果说这代人的经历中发生过什么,1967年的街头运动应该是有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外省移民。第一拨移民的感觉好像是逃工来香港,差不多要稳定下来了,谁想到爆发运动。那年房价跌得厉害,街头有骚动,有些胆大的,并且也决心留下来的人就去买房子,后来赚到很多。所以1967年是香港财富转移很厉害的一年,很多本地商人,包括李嘉诚他们,就是在1967年崛起。他们对香港有信心,不怕。港英政府经历1967年事件之后也开始改变,做了很多善政来安抚民心,包括提供公共房屋、设立廉政公署等等。如果没有1967年的冲突,也许还不会这么快改变。
我那时候读中学三年级,看到街上有冲突,有对阵,有示威,当然有点害怕。我们的父辈是有种“过客”的心理,本来只打算在香港暂留而已。可是我们这代人开始觉得,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一生要在香港终老。所以我一直都说,我其实挺理解2008年中国青年表现出的那种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跟我们那代人对香港的自豪相似,就是要经历一些事件才会激发出来。香港那时候也还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人家批评香港,我们会跟他翻脸,因为我们觉得香港好,大家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公共意识也没有那么强,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70年代也是香港学生运动最强的时候,最大的那次游行我去了,可是只见到一两个同宿舍的同学,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参与。后来很多人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实际上它的影响,并没有现在回顾历史时候说的那么大。
居北京 看香港之外的中国
1992年我来到北京,想多看看香港之外的中国,北京是最好的看台,这里混杂太多不同的人,太强大的气场,香港和台北都找不到这种经验。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结尾,我让张得志在街头中枪死掉,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不能圆满。这代香港人的故事,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算是一个节点。1997年也有金融风暴袭来,经历过1973年的香港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们每次最多低迷几个月就会回来。经济总有调整,调整完毕就会更快更强地上升——这是香港人的思维惯性,没想到1997年这次风暴,深深打击了香港人的自信,一直到2004年左右才恢复过来。当时大家觉得,可能真的不行了,这一代人的好运气到头了。
出于对1997年的担心,8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香港人移居海外,但年轻人已经有了归属感。即便走掉的人其实也挺怀念香港,很多人把老婆小孩搬出去,自己再回到香港做事。不能没有归属感,没有地方可去啊,香港是唯一的家。如果是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可能会千方百计留在美国,但是我70年代出去,留学才一年零三个月,都很想回香港。年轻人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国外读了一点书,觉得有点想法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去改变香港。
我想一定要住在北京,就花很大力气,把放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书都搬过来,不准备再回去了。香港曾经很精彩,现在已经没什么故事再发生,而北京的大戏才刚刚开演。2000年我开始定居北京。
记得看过一个调查,让大家列出最崇拜的十个人,在北京做这样的调查,可能十个人会有各行各业。如果在香港,我想结果九个会是大商人,剩下一个是明星。起码从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开始,偶像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演艺界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文化影响这代香港人。
所以张得志没有别的出路。他自己也没想过做别的事,就是寄生在资本里面,按照游戏规则出牌,但随时可以破例。他学到一些看报表、写计划书的技术,可以活在任何一个世界,全看机会选择。只是靠自己,没有回家的方向,“我又有何损失?”
这就是一代香港人的生存哲学。如果把香港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们一定是平淡的最终章。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