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看上去虽然非常体面,但实际上的工资却很低很低。一个官吏,如果不贪不取,那么他,以及需要靠他养活的家人,其日常生活会很成问题。中国历代朝廷给予官员的薪俸其实是很低甚至是极低的。唐宋两代算是官员薪俸最高的,而名臣韩愈推辞教育部长不干,宁可去当幕宾。当教育部长的薪俸无法养活全家,当幕宾的收入却是教育部长的三十倍。由此可见唐代所谓的高薪了。宋代官员做到退休,如果他是个清官,能储存起回家的路费或者死在他乡有钱将棺材送回家乡安葬就很不错了。
这种低薪制度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想做清官,首先要能狠下心来置妻儿老小于饥寒而不顾。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这句话:“自古清官皆酷吏”。翻看一下史书上的酷吏传,绝大多数都是清官。(如《汉书·酷吏传》里的酷吏,几乎个个都是清官),其原因就在于只有丧失了基本人性和人之常情才能成为清官。被传诵了几百年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偏执狂,他五岁的女儿仅因为吃了邻居男孩手中的一个馒头,就被他关起来活活饿死。
明朝官员薪俸属于历代最低一类的,尽管朱元璋动用了许多残酷手段来打击贪官,甚至容许老百姓动用群众专政手段,将贪官直接绑押到京城,但还是无法杜绝贪污,到了明代中后期,贪污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不贪无法过上像样的日子,也无法应付官场上的送往迎来。
崇祯元年(1628年),只有十七八岁的朱由检当上了皇帝。他一心励精图治,想把国家治理好,惜事与愿违。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但这句口号没有给明朝带来太平。
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对皇帝的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吏部尚书王永光这时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
明朝官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九十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
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二百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