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闻达接受本报专访。 金昊
罗闻达展示他收藏的汉学著作。
“罗氏藏书”中包括极其珍贵的“摇篮本”,改写了上海图书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
题记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是一个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在斯德哥尔摩,与罗闻达同住一幢楼的教授娶的是中国太太,她经常做中国菜款待罗闻达一家。潜移默化,罗闻达爱上了中国美食,爱上了四川菜、湖南菜。他曾4次来上海,每一次来,兜里都揣着一家湘菜馆的地址,可以接连好几天只去这一家饭店。而受他的影响,女儿几年前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现在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领馆工作。如今,这位汉学著作收藏颇丰的老人又为他的宝贝藏书在中国找到了新家。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图书馆日前成功引进了罗闻达的“罗氏藏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汉学收藏,收录了400年间的1551种西方汉学著作及手稿,起讫时间正好涉及中西交流文献史上两个重要的节点: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个印刷本问世,西方人由此开始系统认识中国;1877年,李希霍芬根据自己近四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游历见闻写成的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发表,首次将张骞开辟的贯穿亚欧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日前,在浦江饭店一楼咖啡吧,记者见到了罗闻达。他微胖,戴副眼镜,满头白发,很爱笑,让人联想起和蔼的圣诞老人。罗闻达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话不多,有些害羞。在近三个小时面对面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任何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问题,他总是巧妙地绕过,但他又不算一个完全的商人,因为他买的每本书都是自己喜爱的,不是只为买来等着增值,而且他也不热衷于那种名气响、从题目就能看出是跟中国有关的书,而是喜欢自己做研究,某些书,别的文献里提到过,他便不断地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到各地书店、市场上去寻找。人与书不期而遇,这是他迷恋的感觉。他说,他小时候曾梦想成为探险家,而大海捞针般地四处发掘书,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探险梦。接下来,他还会继续关注西方汉学,直到有一天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本报记者 李婷
25岁,6000克朗开书店
罗闻达的全名是比尔·罗闻达。比尔,在瑞典语中是“熊”的意思,这也正是他性格的写照。或许是经常一个人待在书房钻研图书的缘故,他不爱说话,但内心有股不安分的力量。
罗闻达出生于1941年,大学时主修数学,也学过音乐、历史和绘画。他曾在皇家音乐学院跟匈牙利来的著名指挥家Gyorgy Ligeti学习音乐。偶然,他在隔壁课堂上看见一位美国来的哲学教授躺在课桌上讲学,忽然迷上了哲学,于是改行到乌普撒拉大学学了两年半哲学,兼学画画。有一天,他跟教授起了冲突,拂袖而去,又当兵去了。
罗闻达的家世颠覆了记者对于他入行藏书界缘由的所有猜想——比如家境显赫?抑或受家人影响?都不是。罗闻达的爷爷曾经很有钱,但很快败落。父亲是一位摄影师,母亲画画,跟藏书都不沾边。甚至,他曾经对藏书家有过偏见,认为他们老是把书占为己有,让像他这种喜欢看书的人想买也买不到。
25岁那年,罗闻达萌发了开古籍书店的念头。那是1965年,他用全部家当——6000克朗(瑞典货币单位),在乌普撒拉大学附近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他每两个星期到斯德哥尔摩古书拍卖会走一趟,这让他在古籍收藏方面打下良好的功底。1971年他去了日本,那是日本古籍买卖的黄金年代,世界各地的书商蜂拥而来,日本书被越炒越贵。藏书界的跟风现象让罗闻达开始意识到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藏书世界,必须系统性地、像盖房子一样地建造起书与书之间的关联。
回瑞典以后,他搜集了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许多书籍,也找了林奈的学生CarlPeter Thunberg写的书,那是一位瑞典学者,到过日本,在东方植物学研究上颇有建树。这是罗闻达系统藏书生涯的起点。很快地,他又将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版书,一整套搜齐备妥了。2000年,他以7500英磅的价格将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女作家赛尔玛·拉格洛夫《骑鹅旅行记》的头版书卖出。
喜欢笔直走进历史的感觉
罗闻达收藏西方汉学著作的最初兴趣源于读了一本名为《神奇的土地》的书,该书描写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他感觉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当时中国的影响比日本、印度等国家还要大。
这是一个特殊的转向,那个时候,在他们圈子里,对中国的书不是那么感兴趣,比较火的是关于日本的书,因为日本的图书机构很注重在海外回购书,因此收藏与日本相关的书,获利比较高。罗闻达坦言,当时收日本书,自己的资金有限,这时又正好发现很多中国书可以搜集。他没料到的是,越收越有乐趣,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爱好。于是,他全心全意投注在西方汉学著作上,一迷就是近30年。
“书的价值就是让人们阅读它。”罗闻达每买到一本书,第一件事便是阅读,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写摘要。他从阅读中发现,早期从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有些人既不想传教也不想赚钱,只专注研究科学、数学、天文,他们是西方与中国之间交流的桥梁。他曾在一本书中看到,17世纪初,天主教的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将中国的“天地”翻译成God,认为中国的上帝也是一位God。天主教的教皇不同意这事儿,认定上帝只有一个,即天主教自己的上帝,所以禁止把“天地”译作God,这是中国文化曾经影响西方非常具体的痕迹。
罗闻达很喜欢这种笔直地走进历史的感觉。
最美的风景,是人与书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