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瞬间被夷为一片废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这场灾难中,共有24万多人丧生。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死亡人数的数据却被拖延了三年才被允许报道。
震级7.8级的最终确立
唐山大地震爆发时,除了唐山市以及周边的北京感受到强烈震动外,从渤海湾到内蒙古、宁夏,从黑龙江以南到扬子江以北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一片惊惧。据后来的数据显示,这场地震的威力相当于1945年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所投掷的原子弹爆炸的四百倍。
地震爆发后,世界各国与中国香港、台湾均有报道。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急速响起扣人心弦的警钟声,世界各大通讯社当日向全球公告了灾难消息,夏威夷地震台宣布:中国发生8.1级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美国地质调查所则宣布:北京东南约一百英里,北纬39.6度,东经118.1度,发生8.2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八级左右地震,震中在北纬39.6度,东经118.1度,距唐山极近。台湾中央气象局则称:大陆北部发生八级地震,震中在北平东部135公里附近。
而在中国大陆,国家地震局则收到了来自南京、兰州、昆明等十个台的报震急电,其中六个台给出震级,但数据彼此悬殊甚大,有的定在八级以上,有的定在七级以下。至于震中只有粗略的“北京附近”的估计。
当时,中国对于地震的级数以及震中位置迟迟不能确定,这在北京遥测地震台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据专家后来回忆,这是由于唐山大地震无任何前震,主震突发,又在网内,东部台站受到地震破坏。唐山地震主震记录实际上只记录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时,后续波形全部限幅。有些台站的地震记录,特别是东部台站,地震初动波形就把记录的笔杆打飞,无法记录后续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报处理异常困难,值班员和赶到的处理人员使用初至到时数据,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无法最后确定。
大约两个多钟头过后,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才公布了速报结果的发震时刻: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丰南,震级7.8。
死亡人数“迟到”了三年
唐山大地震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无数家庭在一夜间毁灭,尸体遍野。但中国政府囿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文革还在进行中),迟迟不对外公布死亡人数的数据,惹来国外的种种猜测。
地震爆发后三年,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对外报道了官方统计的数据。徐学江后来在他的《唐山大地震29年祭: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中揭开了该过程的一些内幕:
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徐学江应邀参加了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这时,徐学江将已经写好了的“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
当时,秘书长还有些犹豫,徐学江便陈述了发布该数据的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七十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
秘书长反问徐学江说:“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预感可能还要将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于是他加以解释: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不能发“昨日”新闻或几天后新闻,并称“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这才被说服,并在稿件上签了字。徐学江则立即通过电话把稿件传给总社对外部。
徐学江回忆说,在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的原因时,他没有照抄当时官方总结的三条,即“帮派体系”的干扰,没有明显的前兆以及“我国地震科学技术尚未达到准确预测地震的水平”。他有意略去了第一条,保留了后两条,因为他认为第一条是把政治因素加入了复杂的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工作当中,照发出去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
稿件发出后,听说地震部门多次给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发这篇稿,是谁批准的,记者为什么删去“帮派体系”干扰、违背中央精神等等。徐学江从大连回京后到总编室汇报了写稿的经过和对稿件处理的某些考虑,得到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