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
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2、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
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3、码头文化
在历史上,天津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
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
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而曲艺的兴盛亦得益于码头文化的孳生与哺养。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
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这种缺乏独创雄心与开拓魄力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文化上,就是思想上的因循与苟安,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