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崇拜中,生殖崇拜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人口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民族和部落的命运,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的性,不是或不仅是个人的快乐,而是个人对群体要尽的义务。
正如生殖器崇拜和性交崇拜有许多象征物一样,生殖崇拜也有其象征物,最典型的是蛙,取其腹部隆起、产子多的含意;还有鱼(单鱼,不是双鱼,双鱼则象征女阴),也是有产子多的含意;其它的如“榴结百子”“莲生百子”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原始初民的日用器物中,蛙形的图案十分普遍。例如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彩陶盆,蛙象征生育,双鱼象征女阴,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罐,上面有蛙纹,而且形成了图案;在这个地区,这种类型的陶罐出土很多,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有些陶罐的图案是许多蛙爪,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
由于古人认为生育是婚姻的主要目的,所以婚俗中有许多都涉及生殖崇拜。除了上述的“麒麟送子”外,不少地区举行婚礼时,在嫁妆中要放入“早生贵子”的铜钱和以象牙、铜或蜜蜡制的“四喜人”。洞房内要放一盆枣子,取其谐音“早生贵子”之义。在新郎、新娘睡的床上,新婚前一天要由新郎和一个童男睡过,据说这样就能使新娘易于怀孕得子。在新房的窗中要贴“喜花”,除一般的“双喜”“并蒂莲开”之外,还有许多图案与生殖崇拜有关,例如有些剪纸叫“抓髻娃娃”,它或由一群孩子组成,象征人口兴旺;或是剪露着阴茎的男孩,意为“早生贵子”;或剪一女子腹中有孕,以为祝愿。
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大幅度地工业化。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人就是生产力,人的多寡和家庭是否兴旺、国家是否强大有很大关系,所以日本古代和中国一样重视生殖,崇拜生殖,并把它看成是人生和婚姻的一件大事。日本本来是一个多神国家,供奉了许多神像,其中生育之神是非常主要的一类神。古代的日本男女(现代也是这样)常去神社祈求婚姻美满、身体安康和“子授”“子宝”“安产”。日本古人对如何保胎,如何分娩等也研究出一套办法。
可是,在这方面日本和中国也有一些不同,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励多生子女,人口的增长已使狭小的岛国感到不堪重负,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男子三十岁成家,生两个孩子,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日本人过去要比中国人清醒得多。
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群婚杂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受着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以原始群体为单位生活的,几十个男女要居在一个洞窟之中,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两性关系必然是群婚杂交。这种情况延续了二三百万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逐渐限制了性交范围,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原始群的分裂、两性群体一步步地宿小创造了条件。于是,人类群婚杂交的范围一步步地缩小了,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从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直发展到专偶制,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这种情况,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
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如《古事记》记载,大国主命与须势理姬结婚后,仍然到处“问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满。大国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门远行之时,借了歌谣的对唱,表明自己心中最爱的女子还是须势理姬,后者深受感动,误会冰释,两人又和好如初。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 与规定。
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