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的主人不应被“成本”拒之门外

作为国家大剧院理所当然的主人，大多数国民不应被“成本”拒之门外，也不应等到有财力者“客满”后，才委屈别扭地享受，如果国家大剧院门槛高到让相当一部分国民不得不站着听、甚至连站着听都未必有份，那么恐怕才算得上真正的得不偿失。

　　开张一个月以来，国家大剧院以其富丽堂皇吸引了众多留影者、观光者和音乐爱好者，却也因其高门槛、高票价(最高票价达2008元/张)而引发热烈讨论。对此大剧院方面拿出数据，力图证明票价“并不算高”，且有时还有廉价站票出售，而大剧院的高门槛、高票价并非以赢利为目的，而仅是“在照顾广大受众基础上维持市场良性循环”，对此解释，各方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见本报1月18日报道)

　　个人以为，在探索国家大剧院的定位和角色时，不妨把眼光多投向东北方向的长安街斜对面，在那里的红墙后，有另一座北京人喜爱的音乐殿堂———中山音乐堂。

　　要说高贵，恐怕世界上都不会有中山音乐堂出身高贵：它不仅紧靠皇宫红墙，而且明清两代，都是皇室重地———社稷坛享殿所在地，1942年才建成，经上世纪90年代翻建后于1999年4月重新开放。

　　这座原本闲人甚至“闲官”都免入的神秘殿堂，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却打开大门，降低身价，变成北京市音乐重镇，和大众音乐普及的圣地。

　　自重新翻修、焕然一新后，这所红墙内的音乐殿堂并未因此提高门槛、抬高身价，即以今年4月13日中国爱乐乐团一场音乐会预售门票价格看，最高不过880元，最低仅30元，学生场则更低甚至免费。这里还经常举办诸如“开音乐之门系列音乐会”、“留住美好自然展览”等交流性、公益性主题活动，让更多的普通家庭、普通人得以亲近音乐，享受音乐。

　　和“社稷坛”转生的中山音乐堂相比，国家大剧院在建设之初定位就非常明确：它是“国家”的大剧院，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公众音乐殿堂，理应把公益性、国民性放在首位，让自身豪华、完善的功能为尽可能多的音乐爱好者服务，并让尽可能多、尽可能广泛的大众从这里得以走近音乐，接受音乐。

　　既然是国家的、属于全体国民的，既然是公益性的，那么它的设施也好、装潢也好，只要每一处、每一点都能充分服务于国民大众，让后者享受到音乐的美，则作为这座音乐殿堂真正主人的大众，是绝不会吝惜已经和即将投入的建造、维护经费的；反之，倘若这座殿堂门槛之高、身价之贵，足以把大多数国民拒之门外，则哪怕设施并不华丽，装潢并不华美，也很难博得“主人们”的好感。

　　剧院方面顾虑经营成本，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说到底剧院方只是“委托经营方”，而国家和国民才是剧院真正的主人，只有让“主人”满意和满足的投入和经营，才是最合理、最符合成本规律的投资和经营。

　　显然，作为国家大剧院理所当然的主人，大多数国民不应被“成本”拒之门外，也不应等到有财力者“客满”后，才委屈别扭地享受———恐怕说忍受更合适一点———站着听音乐的资格，如果国家大剧院门槛高到让相当一部分国民不得不站着听、甚至连站着听都未必有份，那么恐怕才算得上真正的得不偿失。

　　正宗皇家血脉的“社稷坛”今天脱胎换骨，走回到国民身边，成为大众的乐园，而本就为国家、为全体国民建造的国家大剧院，更应理直气壮地坚守在全体国民身旁，而不应在这个开放、和谐的时代和社会里，反倒把自己锁进看不见的深宫高墙之中。( 陶短房 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