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重大节日有关部门都要下发不准铺张浪费、不准公款请客、送礼等禁令,但这并不能制止日益复杂的官场应酬之风。有人谈及官场应酬时说,今后的东亚病夫将不是瘦小羸弱的贫民,而是大腹便便、不可一世的官员。畸形的应酬之风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浪费,还毁坏了官场人士的身体,这将给纳税人带来多大的负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多人将目前畸形的官场应酬归咎于文化传统,认为重“礼”的传统是畸形应酬产生的原因,但为什么这种“传统”在现阶段才“复兴”?为什么孤立起来看是很小的问题都必须通过“综合治理”、“集中整治”才能够有所缓解?实际上,我们虽然还残留了“礼”的一些形式,但早已脱离了礼的本质。在畸形的应酬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了真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礼”成了交换的媒介,情义成了可以在应酬中制造的东西,成为获利的工具。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讲人情、讲“礼”,但根本却是交换关系。这与传统的"礼"风马牛不相及。
《论语》中有一则关于礼的对话。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丧指丧礼,易是治的意思,戚指哀伤。以治礼的态度对待丧事,虽然礼数周到但哀痛不足,实际上失去了丧礼的本质。林放见世人以繁文缛节为“礼”,怀疑其失去礼的本质,夫子肯定他的问题但并不正面回答,以奢与俭、易与戚启发他。从夫子的答问中我们可以看到,礼虽然讲求形式,但却是情理的自然体现。如果说应酬是一种礼的话,那么它应该体现合作与交往的本质,应该以真诚、友情和尊敬为本,合情合理、自然而不造作。如果没有这些而单纯地追求应酬的形式,将迎送、周旋当成“礼”,那么这种“礼”必然是畸形的。
有人劝北宋大学问家程颐先生对权贵提高礼的规格,先生曰:“何不见责以尽礼而责以加礼?礼尽而已,岂有加也?”尽礼者,尽应尽之礼;加礼者,加无理之礼。无私者只有尽礼,所谓加礼实际上是名利私心作怪的表现。尽礼者由于无所求因此能尽礼的本质,加礼者由于心存私意则必有曲意奉承之事。程子关于尽礼与加礼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官场应酬问题很有帮助。应酬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应酬脱离了其本质,变成一种投机攀缘的工具。好人、正常人为其所累但又不得不参与其中,投机分子如鱼得水,这种应酬绝不可能是合礼的。
畸形的应酬总是和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官本位意识浓厚,则官员喜欢“摆谱”,没有超规格的应酬,就体现不出所谓“尊敬”;宗派主义泛滥,则意味着应酬是升迁的途径,不参与应酬,就意味着失去帮派的关照;正常的渠道堵塞,则应酬成为办事、解决问题的捷径;法律的尊严下降,则意味着应酬回旋的空间的上升;行政权力不规范,则应酬成为心照不宣的“规范”;市场秩序不健全,则应酬就成为所谓“经济人”“正常”的选择。当应酬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缺乏“必要”的应酬就意味着利益的丧失,缺乏“必要”的应酬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能力,缺乏“必要”的应酬资源就意味着没有地位。变味的应酬为投机钻营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为腐败分子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机会。它不是礼尚往来,而是虚情假义、私利往来。
畸形的应酬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助长了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同时又造成严重的浪费。这一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礼,而在于失礼、非礼。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去“礼”,而是合“礼”化。回归礼的本质,在现代环境下制定出合情合理的礼,防止其被恶俗和小人所主导、挟持,这才是问题的。(殷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