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一生艺术实践中,敦煌之行和泼墨泼彩法的开创是两次重大的转折。先生漫游欧美,画风突变,开创泼墨泼彩的“大千狂涂”。如果说他早期画得神,中期画重情,那这一时期就是取韵。有人把他经历的三个写生时期称为是接受传统的三熏三沐。他试图从前贤与自然的灵魂中寻找力量,以更大的魄力去力矫时弊,弘扬沉雄博大的艺术传统。临古与写生的辩证统一,使其不为一家所囿,而又仿佛能感受董巨、二石等前辈的声音。大千的画,苍莽不失清润,深厚中自蕴典雅。有人形容道:如宋元明清诸家齐唱,合出一个当代艺术巨子。
敦煌写生 书生报国
大千先生在艺术上不甘寂寞,不断求变求新。在他一生艺术实践中,敦煌之行和泼墨泼彩法的开创是两次重大的转折。1941至1943年的两年零七个月中,大千先生率弟子、僧人十数人在敦煌临摹了276张壁画,谱写了现代艺术史上的壮歌。
大千先生首先根据祁连山下来水渠的方向,为这座艺术宝库中的洞窟进行编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临摹工作。当时他们在光线微暗的洞窟内,一只手持蜡烛,一只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木梯上,有时蹲着,甚至还要躺卧在地上描。由于壁画的颜色多已斑驳,秉烛依稀可见线条,大千先生往往要经过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每幅均手续繁复,大幅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数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艺术之炉中熔炼着。
大千先生做为誉满域内的大画家,毅然抛弃都市闲适的文人生活,冒着人们把敦煌壁画等同水陆道场画,斥为庸俗不堪的压力,去尽一个“书生报国”(张大千语)的责任。但历史很快证明了此举的意义,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在敦煌,大千找到了单纯与丰富、理想于现实的关系,找到了失传千载的绘画传统,并使之成为一股艺术新潮。
泼墨泼彩 融会中西
张大千艺术的第二次大的转折,是年近花甲开始以泼墨泼彩作画,这种全新的画法,对于一个老画师来说面临新的考验。他要坚持传统,同时又要汲取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形式美感因素。大千先生正是基于这种美学思考,才敢于进行一洗依傍的艺术创造。所谓“遗形似而尚气韵,融色墨而重笔意”,完全打破了他过去以线为主要造型语汇、点线为构图要素的惯用手法,将传统山水画中的没骨、泼墨和重彩技法结合起来,在强调主观意兴和表现自然的主客观统一过程中,使写景和抒情、现实和浪漫、感情和理性、具象与抽象结合。不但不因西洋画的影响而丧失传统,而且吸引了西洋画的长处,加以融化、发掘,创造出完全具有中国神韵和民族气派的崭新中国画。在大片朦胧的色墨交织出的奇幻画境中,我们又能看到线条勾勒出的物象,能够在强烈的视角冲击时,听到远古文明回音。
这种“对话”的情感体验,在传统中国画中是找不到的。如果说大千先生的早、中期绘画还没有摆脱新古典主义的范围的话,那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则完全是大千的世界了。大千先生是在1960年前后开始尝试泼墨泼彩画法的,到60年代末,他这种技法已进入成熟期。1967年创作的《瑞士雪山》、1968年创作的《深山飞瀑》,以其浓厚的色彩和光的处理,已近乎于西方抽象绘画。与此同时,他又在探索传统绘画形式中的线条与这类绘画形式的融合问题,在《长江万里图》、《翠湖山居》、《晓霭》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把写象与抽象的结合作为自己最终的目标,在其最后的绝唱《庐山图》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贵族品格 江湖侠气
大千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结合中、西艺术最成功的画家”。
张大千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全能巨匠。要品鉴大千先生的作品,首先是要了解他不同时期的风格变迁史,另要体味其作品透出的典雅的贵族气质和豪迈的江湖侠气。大千先生将两者完整地融入到自己的人生和艺术之中了,再则要细察其精微的笔墨技巧,无论鸿篇巨制,还是方尺小品,大千先生都笔笔不苟,体现出他对传统的尊崇和对自己笔墨语言表达力的自信。伪造大千先生的画从民国时期即有,近十数年更多。有研究者统计过,大千先生一生创造过三万余幅作品,作伪者往往有所本,或截取、或重组、或移改。但种种手法都难追勤奋一生的老画师艺术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