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天,传言韩国端午祭将要申报联合国科教文“非物质遗产”,竟使我国许多人士心慌意乱。某文化官员称:如韩国“抢在我们前边”申遗成功,我们是“多么尴尬”,怎能“对得住列祖列宗” !然而,这“爱国”,也无非是个“爱面子”,难容别国“抢”先罢了。其实,让异邦抢先,对不住列祖列宗的事多着呢,端午申遗,也实再是芥豆之微,不值一提。邻邦已于去年申遗成功,不知这位官员是否还能吃得下饭。好在学界反映尚较理性,并不认为这是吾邦的耻辱。愚以为,要真想保护传统,首要条件还是要有真正的自由的民间,不让国家吞噬社会, 韩国传统文化有效承传的秘诀也恰在这里。
我国节庆的表达方式故然多种多样,但最普遍最突出的标志无疑是吃。过年吃饺子,十五吃汤圆,二月二吃豆子,七夕吃巧果,中秋吃月饼,重阳吃菊糕,还有什么腊八粥、“冬至包子夏至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近见街头粽子摊点日渐增多,才意识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快到了。吃,埋伏着巨大的商机;节日气氛每每是商家煽起来的。重吃,符合唯物论,马克思就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就成谬误。《幼学琼林》谓:“含哺鼓腹,盛世之风。”盛世当然不应饿肚子,但把嘴里有饭、肚子鼓起来作为盛世主要标志,则未免标准太低,因为这是猪狗也能做到的呀。我总觉得国人吃的兴趣过浓,过节也太专注于吃,而罔顾其他的心灵寄托和感情表达方式。
我国传统节庆本来大都与季节和农事有关,只是后来才日渐被文人赋予种种人文内涵,端午节也如是。开始有纪念介之推、吴子胥和屈原三个版本,分别对应着晋、吴、楚三种地方文化。作于南梁的《续齐谐记》和《荆楚岁时记》,才突出标举纪念屈原说,意味着此前已渐趋统一。至于时间,推测或在汉代,因为“汉多楚声”,致使楚俗流布神州。另外,食“角黍”(即粽子)早已是南方各地习俗,因此说吃粽子源于悼念屈原,自然也是文人附会。由此可见,任何传统都是变动的;以逻辑推理,也必然有许多节庆早已湮灭。否则,节日多如牛毛,一天要过五个节,如何得了!所以,对传统节日,还是持平常心、听其自然为好,大可不必上升到“爱国”、“对得住祖宗”的高度。
汉代曾有几次关于屈原人格的论争,证明着屈原影响力的上升。从根本上讲,它是先秦“道”、“势”相争的余波。先秦儒家认为,儒者承担道义,帝王执掌权势,臣下应“以道事君”,甚至可以“从道不从君”。但秦汉以来的高度中央集权,使这一制衡原则很难坚持。眼看王权势焰冲天,儒者纷纷攀附权贵,一些担心帝王滥权的儒士忧心忡忡。于是,董仲舒提出了“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的政治原则,希图用“天”亦即“道”制约皇帝。但他再也没有胆量喊出“从道不从君”的口号,而是紧跟着承认,只有“王”才能贯通“天、地、人”之“道”,把道义承担权又拱手让给皇帝。经过石渠阁、白虎观两次会议,儒道的权威阐释权已被牢牢抓在皇帝手中,儒臣就只有高呼“皇上圣明”的份了。权力控制思想而思想枯,权贵垄断道义而道义亡。儒家思想死在权势者手中,权势者也决不能使其起死回生。汉儒最不满屈原的,无非是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在他们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即使“邦无道”,也只能装孙子;自杀卫道则是偏激,是突出个人。即使是为屈原辩护者,也只是说他是“怀道”救国、“婉娩顺上”,是忠于皇上的善意规劝。在这里,现出儒家卫“道”的挣扎与无奈。草民百姓自然无与这场争论,但他们以端午习俗表明了拥屈的立场。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曾为民生疾苦流泪的人,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但誉其为“人民诗人”,则未免过于拔高。鲁迅慧眼独具,指出屈原的牢骚实为“不得帮忙的不平”,“反抗挑战,则终其篇为未能见”。我以为,屈原人格的可贵处,首在于其信仰的真诚与执着;为了捍卫这一信仰,“虽九死其未悔”。至于这信仰有何缺陷,则另当别论,但他活得认真。世界是认真的人创造出来的。屈原的存在,起码可以给信仰者一个支点,也可能使那些在信仰之门犹豫者感受到压力,不至使其快速堕落并心安理得。古往今来,有多少士人,假装信仰自己并不信仰的东西,并以此谋取私利?有多少人见权就下跪,有奶便是娘?也许屈原能使他们产生些许惭意吧。
街头粽子摊点多起来,端午节确实快到了。但愿人们吃粽子会记起屈原,但愿吃粽子莫将良心一起吃掉。以有信仰为荣,以无信仰为耻!魂兮归来兮,真诚而执着的信仰!
作者:刘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