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历史上,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段渝:这个说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川陕之间的混乱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应是指南宋时金、蒙先后屡攻川陕,从而导致四川经济衰颓而言,另有学者以为明末张献忠之乱亦是由陕及川,致使四川败落而言,等等。这些说法,都有确凿的史实作为立说依据,不过都是以某朝某代作为观察对象的,都没有跳出短时段历史观的窠臼。
■“穷则思变”,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川人不乏“敢为天下先”的典范——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改革开放初期广汉向阳的四川人率先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主持人:四川地处内陆,古代交通困难,唐代大诗人李白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四川闭塞、保守的感觉。但是,从近代革命史来看,四川走出了多位很有影响的革命家,四川人身上又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那么,怎样具体认识四川人身上的这种精神?
段渝: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放、敢于创新——这是蜀文化的内涵特征。这种精神从古以来一以贯之,不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在持续地发生作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在古代,古蜀人开创了以成都为起点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ina传播到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蜀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代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陈世松: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比起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难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通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
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
自20世纪初年的留学生运动涌进四川以后,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创了四川青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后,由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这一传统,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著为先鞭,人数之多仅次于湖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革命元老和骨干。
谭继和:“百年巴蜀革命潮流,保路运动肇其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陈世松: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
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报》广告禁区,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广告……要知道,二三十年前,所有这些可都是四川人“惊天动地”的伟大举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