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
问:您说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是不是有这样一层意思:东南的农业民族与西北的游牧民族经过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起了互补的作用,所以发展得丰富了?
答:是的。上古历史虽然缺少文字记载,但是通过考古工作的帮助,我们已经能够大致看出先民们的生活情况。在东南沿海和大湖地区,由于物产丰富,日子比较好过。《史记》中也记载了有关传说,《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样的社会,安详和睦,没有严重的贫富不均,大家都能活得下去。不过,发展的速度是慢了一点。
西北的游牧民族,生活就要艰苦得多。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然,黄帝是个辛辛苦苦的游牧民族领袖。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最初相遇,肯定有一番较量,农业民族必然大吃其亏。但是接触既久,双方各展所长,就会起到互补作用。农业民族心灵手巧,善于发明创造,在经济、文化事业上常有成就;游牧民族吃苦耐劳,强悍善战,以组织管理见长,多出军事、政治人才。到后来,民族性和地方性合而为一,北方人多五胡之裔,颇染胡风;南方人比较文弱,仍存汉俗。民谚中遂有“江南才子山东将,关西从古出帝王”、“北有帝王将相,南有才子佳人”之说。
不同的民族之间互助、合作、交流、融合,造就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这种互助、合作、交流、融合,由来已久,至今仍在进行之中。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单纯的农业民族(如东南亚一些民族)或单纯的游牧民族(如中亚、西亚一些民族),中华民族就血缘而言,既包涵了农业民族,也包涵了游牧民族,但就文化而言,则中华文化自是源出东南的农业文化,没有包含游牧文化的内容。
两汉在战胜匈奴之后,匈奴人为汉守边,造成了汉的强大,声威远播。以后汉王朝治下之人称为汉人,作为族名,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本是鲜卑后裔,但他热爱中华文化,他千方百计搜求到晋代王羲之所写的《兰亭集序》,临死时以之殉葬。李世民未成帝业之前,一度向北方的突厥族臣服,希望得到支持;在既成帝业之后,击败突厥,令其守边,曾经自称“天可汗”,表示自己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是一切北方游牧民族的“太上可汗”。唐代是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大量的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其中有不少人当了官员,当了军人,当了文人学士。唐王朝也是声威远播,以至现在海外华人还称祖国为唐山,中装为唐装,外国人还称华人为唐人,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唐人街。
汉、唐两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的朝代,他们之所以兴旺,实拜中华文化中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赐。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这种精神,排斥异族,排斥异教徒,那么,他们就兴旺不起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心,东南的中心是中华文化的发源之地,西北的中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之地。在汉代,东南的吴楚等国(诸侯国)是经济、文化中心,西北的长安是政治、军事中心。在唐代,东南的扬州是经济、文化中心,西北的长安仍然是政治、军事中心。这两个中心是互相配合的。没有东南这个中心的支持,西北这个中心就难以维持;没有西北这个中心的保护,东南这个中心也就难保安定。这就是中化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这种说法的史实根据。
问:中华文化发展于西北之后,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还经历了许多波折,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波折的?
答:是的。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这还不仅仅是个“波折”问题。中华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优秀的文化,先进的文化,是因为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人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不仅有理想,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如果有外国人来问我们:“你们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你们‘大同’了没有?”如果他再问我们:“中华文化不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么,对外的战争暂且不说,2000多年来,你们内部的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总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无数。长期以来,就是一治一乱,交替出现,就是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准能把我们噎得说不出话来。
中华民族要想重新崛起,中华文化要想再展辉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文化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要把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贡献给全人类,要想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了解与理解,不再听信谗言,对我们进行围堵、遏制,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释清楚。那就是: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华文化和皇帝之间究竟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
我认为:皇帝制度绝非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华文化与皇帝制度显然是对立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则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两者尖锐对立,怎么会有传承关系!关于皇帝制度的来源,如果我们不加深究,人云亦云,那就不说了;如果认真探讨起来,确实另有来源,而非来自中华文化。当时的秦人与中原各国民族不同,风俗迥异。陈致平《中国通史》中说:“秦人本为西北方的一个边疆民族,强悍而残忍,由来杀戮严酷。到了商鞅变法,刑法更重。再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国家的立法更以‘刚毅深刻为断’。秦之尚法,是累代的加重,至秦始皇而达到一个巅峰,形成了一种恐怖统治。”
从秦王朝本身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也可以反证皇帝制度绝非来自中华文化,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秦王朝对中华文化是深恶痛绝的。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杀!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诗书,他们也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烧!即所谓“焚书坑儒”。
我们稍作归纳,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治国理念与秦的皇帝制度是如何的针锋相对:
中华文化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以民为本 选贤举能 推行仁政 崇尚文治 以德治国
秦朝皇帝制度天下为私 万世一系 以君为本 民贱君尊 推行暴政 崇尚武功 严刑峻法
问:既然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是否可以说,秦的暴政失败了,而中华文化占了上风?
答: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秦人在秦地推行具有戎狄色彩的秦制度,虽然已有六世,但那时候影响不大,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等到秦始皇攻灭六国,公开宣布要在“天下”推行万世一系的皇帝制度,并且颁布“焚书之令”,焚书坑儒之后,激起民众猛烈反抗,短短数年,秦王朝就垮台了,而且子孙绝灭,永无翻身之日,足见皇帝制度之被人深恶痛绝。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要实行原汁原味的皇帝制度。如果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找死。
②汉代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妥协。那就是:在不反对中华文化的前提之下,保留皇帝制度。朝廷得到实惠,保住皇帝特权;民间知识分子得到虚名,可以学习与弘扬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儒家学说。这样互相迁就,有时候也会发生磨擦,勉勉强强维持了2000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退位为止。这种皇帝和知识分子的合作(互相妥协的合作)的办法另有一个名字,叫做外儒内法。也就是说:外面披着儒家仁政的外衣,内部仍然推行(有节制地推行)法家的暴政。这样,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以享受冷猪头祭礼,老百姓看起来,就要好看得多了。不过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是打了折扣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本有极为丰富的内容,至少是包括两个和谐,一是儒家所主张的兼容并包,以和为贵,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但是历代王朝只重儒家,不重道家,而且对儒家学说的尊重也很有限,那就是在不违背三纲五常的原则之内。也就是说,你能尊重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和谐;如果你触犯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和谐了。
③因此,秦的暴政表面上是失败了,但是皇帝的特权却悄悄地保存了下来,这叫似败非败。中华文化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有名无实,许多理想社会的蓝图根本无法实现,这叫似胜非胜。2000年的专制王朝,就是在专制皇权与儒家学说互相牵制(这是主要的)而又互相配合(这是次要的)长期进行拉锯战的尴尬状态下渡过来的。不过,赤裸裸的皇帝制度,实行了短短几年就垮台了,遮遮掩掩外儒内法的皇帝制度,却能维护两千年之久,足见中华文化的力量,儒家学说的力量,还是不可忽视。
问:既然皇帝制度(秦制)不是中华文化的固有产物,而是外来的,2000年来,它不过是以披着儒家仁政外衣的手法才得以保存至辛亥革命。那么,这个制度是否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肯定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过2000年来,习非成是,许多人竟不知道皇帝制度是外来的,还以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它所造成的损害,也就不加深究。其实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探讨其中得失,就能鉴古知今,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皇帝制度所造成的损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自从秦代实行皇帝制度,君权恶性膨胀,不仅民权无由产生,连足以牵制君权的教权也建立不起来。君权既然毫无制约,皇帝可以任意妄为,滥用民力,无休无止。要问皇帝为何物,明未清初的思想家们早就作出了确切的答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皇帝“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土匪强盗)也。”其实,皇帝实在不如盗贼。盗贼杀人越货,总还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对驱策、屠戮老百姓,视为理所当然;以后坐天下,对掠夺、奴役老百姓,视为天经地义,泰然自若,毫无愧色。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无拘无束。老百姓长期受压,也就养成一种奴性,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如此互相影响,恶性循环,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贫穷、愚昧、落后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
②皇帝制度是孳生小人的温床。小人往往是依附特权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皇帝手握最大的特权,自然是小人们最理想的依附对象。喜欢阿谀是人性的弱点,连很精明的皇帝也难以摆脱小人的包围;那些糊涂的皇帝就更容易大权旁落,疏远君子,宠信小人,造成小人得志,君子受压,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③由于“天下”为一家人所私有,其兴衰成败就形成了一种规律。一般是,开国之君比较能干,继位之君萧规曹随,这样,大致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粗安。以后生于深宫之中的小皇帝都是纨绔子弟,贪图逸乐,不问国事,小人擅权,朝政日非,腐败日甚,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王朝终于覆亡。兴亡周期长则二、三百年,短则几十或百余年,恶性循环,厄运难逃。每次改朝换代,总得大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群雄并起,龙争虎斗,杀得千里不见人烟,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旦。等到新朝建立,一切又得从头做起。我们的历史说来很长,但是财富的积累只能是两三百年之内的事。建了又毁,毁了又建,不断地折腾,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2000多年中专制王朝时期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④中华民族有一条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就是兼容并包,爱人如已,在与别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的时候,不因民族、宗教的不同而有歧视、排斥的现象。这种精神是在战国时代已经养成。当时各国人员能够自由来往,能够百家争鸣,实拜这种精神之赐!但是皇帝制度的种种规定,都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经常阻碍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他们正好利用被统治者之间的种种差别,进行分而治之。
⑤上古时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部落,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他们飘海、航海功夫一流。远的不说,只就战国之初越国从海上迁都山东瑯琊一事而言,长江口外,舰队如龙,旌旗蔽日,锣鼓喧天,海上雄风,古所未有。但从秦汉起,专制王朝却不许百越族群向海上发展,强迫他们内迁。一直到清代前期,还为了封锁台湾郑氏而实行“迁海令”,对东南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到50里,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有违令者立斩。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死人无数。清代对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视为化外顽民,不予保护,听其自生自灭。与西方国家刻意支持侨民向海外发展,大不相同。如果中国的专制王朝也能支持东南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向海外发展,则经过千年的经营,太平洋已经成了中国海,哪里还会等到西方殖民者来抢夺殖民地!虽然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现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人还是靠自己的奋斗立足,面且长期在海外保存着中华文化。他们中间的大部分虽已成了落地生根的华裔,但是从他们的原籍来看,主要还是东南沿海各省——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这和上古时候海洋民族百越部落活动的地区还是惊人的一致。
⑥2000多年来,因受皇帝制度之害,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步履维艰。不仅一治一乱,难以长治之安,而且在南宋以后,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汉族两度丧失政权,沦为被统治民族,中华文化备受压抑。元、清两代虽也祭孔,虽也接受儒家学说,但那推崇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只不过虚应故事,略起一点维系人心的作用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所推行的暴政与民族歧视,对于民族精神自是极大的摧残。孙中山先生在《勉中国基督青年》一文中对暴政足以摧残民族精神一事作了极为扼要的评论,曰:“中国四万万众向成一片散沙者,非其性然也(并非民族性本来如此)。以亡国二百六十余年,备受异族专制之毒,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民族精神备受摧残)。此散沙之所由呈也!”
⑦中华民族所受皇帝制度之害,罄竹难书。我只从千万事件之中举出一件,以见一斑。1840年——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虽使大清帝国颜面丢尽,但还不算是致命的一击;此后50多年的甲午海战,清廷竟败于东邻小小的日本,这才使全世界看清了这个庞然大物大清帝国腐朽透顶的真实面目,得出了清廷必亡的结论。当时并非北洋舰队实力不强,并非水师将士不肯用命,而是经费不足,军舰上的大炮缺少弹药。慈禧太后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大事,把海军经费挪用去修颐和园。因此甲午海战之败,是败在一人作主的皇帝制度上。有人说外国也有国君,他们的国君也有专制的,但是比较而言,绝没有能够专制到我们这种程度。请问挪用海军经费一事,英国女王能办到吗?辛亥革命胜利,皇帝制度被废,正是这个荒唐的制度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⑧皇帝制度为了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而保留了那么一点点儒家学说,让中华文化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一幅世界大同的蓝图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了这幅蓝图,后人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成熟得如此之早,在2500年前许多民族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能提出来这样一套人类如何和谐共处、如何永保和平的宏伟方案。这幅蓝图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也不只是理想,而是一幅真正可以操作的工程蓝图。人类要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进步到能够和谐共处互助共生的游戏规则,不知道要通过多少次的实践,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拟出一份成果。这幅蓝图正是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天下为公,如何让老百姓能管天下大事?它告诉我们,应该“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西方推行民主几百年,他们的“代议制”也希望“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是实际上办不到,最多只能做到“富者在位,霸者在职”。有了这幅蓝图,全世界才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崛起,现在还会重新崛起;有了这幅蓝图,全世界才知道中华文化已展辉煌,今后还要再展辉煌。这种辉煌将长期照耀着全世界人类携手并肩共同走上大同之路。
作者:人民日报记者林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