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成了习惯
北京晨报:辛亥之后,为什么革命会成为时髦话语?
石约翰: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认识是,当时中国需要一场影响广泛的大变革,而“革命”恰好契合了这一目标。
北京晨报:既然在辛亥革命的背后,也有传统激进文化的助力,可为什么此后传统却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人们争相去批判传统呢?
石约翰: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开始趋向于批判传统,其中有很多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内乱加外患的极端情况。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年轻人,对通过辛亥革命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彻底失望,他们开始寻找更“根本”的原因,他们认定中国人苦难的根源在中国文化。此外,与领导辛亥革命的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那代人认为,中国的苦难并不是由清朝的社会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郡县制度造成的,甚至不是由君主制造成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灾难是从中国文明最深处发展出来的,他们将中国此前各朝各代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个社会形态是中国灾难的根本原因。
传统终将归来
北京晨报:传统的丧失,可能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付出的最大的代价。
石约翰: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传统”就是“现代”的反义词,认为必须要与它彻底决裂才正确。换句话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完全采用了西方“超常发展”的思想。此外,他们只看到了儒家思想保守的一面,中国传统中激进的一面几乎完全被遗忘。
北京晨报: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传统是坏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从此丧失传统?
石约翰: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人们只看到中国传统保守的一面,却极大地忽略了传统的吸引力。其实,我在书的最后一段里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出现什么紧迫问题,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社会理论的伟大传统和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主义不可能长久保持湮没无闻。人们也不会怀疑,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以他们丰富的历史经验,找到一种适当的途径,来应付各种挑战,并通过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注:本文根据电邮采访完成,对石约翰先生的回复进行了编辑修改和删节,并根据他的意见,部分内容引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中的内容。)
学者简介
石约翰 (John E. Schrecker) 美国汉学家,师从汉学大师费正清,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