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倡导中庸之道闻名于世的中国却始终无法实现古人倡导的处世境地,而一再地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剧烈地摆动到另一个极端:从热衷于绝对平均主义到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差异;从对财富金钱的彻底蔑视到狂热的拜金主义盛行;从对集体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推崇备至,到不择手段追求极端的个人利益;从亲情、熟人文化圈子到杀“熟人”的信用彻底丧失;从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主导到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政策;从闭关锁国到敞开门户的崇洋媚外盛行。许多政策和举动还是逃脱不了类似于“赶英超美”似的急功近利的求胜心切,总是希望一口吃个大胖子,明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更多的是以各种方式和举动对人性各种弱点的暴露和宣泄,而从本质上还是缺乏自然的平和的心态,缺乏一种必需的人的修养、素质和宗教情怀,所以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是浮躁不安、人心惶惶、追求表面热闹、繁荣,粉饰和标榜成功现象,一切以成败论英雄,“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攫取、霸占别人的成果。贪婪、腐败、恬不知耻风靡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人有阿Q式的革命心态。古人一直倡导的中庸之道之所以始终无法在民众中得以实现,而是不断出现震荡式的钟摆运动,这是由于人们始终无法把握住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究竟需要什么。因此中国流传下来的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不真正代表已经在人民中流行的文化,它更多地代表统治阶层信奉的用来约束民众的一种意识工具,用来培养和规制一些精英的知识,它们部分主张被效仿,但是民众人格缺陷问题在儒家文化中反而得到强化。到了文革后,许多传统被彻底扫荡出门,在西风东渐后,年轻的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个性和个人主义,但是由于没有谁真正在通过了解真谛后宣传这些个人主义的精髓,因此年轻人的理解是一知半解和片面的,在实际上不少得到的是其中与中国社会不相容的、和其他人群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缺乏的是个人主义背后的道德伦理,法律和宗教约束,而由于商品化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裕,加上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受宠,在盲目自大、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乃至依赖性方面比过去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改造和教育不是向后看,把他们塑造成封建社会下或者过去社会主义社会下类似的人,教育者首先要在改造自己和塑造自我的基础上,以健全的人格来影响未来的健全人格的形成,言传身教才是根本的。道德说教绝对只能培养阳奉阴违的伪君子。
中国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一直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人的从属性和依赖性使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一切制度和机构都无法正常成立,至今我们还是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的企业,因此我们的股市也象是一场闹剧,如同一帮打扮成成熟企业的小丑在由少数人操纵的所谓的“证券市场”演绎一出虚构的成功金融市场和成功的企业家结合的闹剧。我们也无法依靠子虚乌有或者投靠“其他主子”的第三部门、非赢利组织,所有这些都更多的是改头换面的非独立的主体,实际上是戴着各种帽子的依附性组织。我们也无法发展出健全的社区,更多的是行政控制的居委会的翻版。因为没有健全人格和自我理想和共同志趣,我们无法形成利益基础上的团体,也就没有西方的民主基础。由于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基础,我们更无法让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出现,更多的是各种团体的附庸-各类企业或各级政府的代言人,或者是一帮食洋不化,自我感觉良好的、自以为是地随意开出中国改革处方的专家,还有一些是不学无术、投机取巧、随波逐流、贪婪无耻之徒。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盲目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丧失自我,放弃了自己优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
因此要扭转浮躁弥漫的现象、实现社会和谐,每个人还应从改造自我,塑造独立的人格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