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新世纪以来中央有关文件讲到思想道德建设时屡次强调,要以诚信建设为重点,但成效如何呢?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特别点出,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特别强调,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确实,此事关乎民族基本素质,关乎国家兴衰,再不能不重视了。
诚信自古就是核心道德之一,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诚”和“信”的含意有交叉,原来可以互训;现在可以联用,也可以分开用;在分开用时,两者的涵义各有侧重。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把“诚”看作“信”的内在基础,把“信”看作“诚”的外在表现。对别人讲信用就是“诚”的外在运用,离开诚就谈不上信。所以从根本上抓,应当重视抓诚,不能只重信而不重根本的诚。“诚”本身强调的是真诚,“诚”是道德的真,真实无妄,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诚心诚意。“诚”是诚实的道德品质,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诚”的对立面是伪,是假,伪妄,虚假。所以,“诚”的命题是要解决真伪的问题,属诚伪观的范畴,是人生、人格的最基本问题。我们从来都是把真善美与假恶丑相对立,真、善、美从本质上说是统一的,真是基础,真的才可能是善的美的,真是最根本的。“诚”特别强调内在的真诚,对自己要真诚,真诚做人,一秉真诚,真心诚意地为善去恶,对得起“道德良心”。没有真诚的良知就无法深切感受荣辱。按儒家的说法,先“正心、诚意”,有这基础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心意要诚,“心诚则灵”,“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对信仰要真诚,信仰是自觉自愿的,不真诚就没有信仰,虔诚的信徒拳拳服膺不惜献出生命,他们的真诚令人感动。有信仰,自觉自愿为信仰而牺牲,才有崇高。现在有些人要消解崇高,嘲笑信仰,他们就不相信天下还有真诚,所谓除了妈是真的,其他什么都可以是假的,所以都可以“忽悠”。他们缺少诚的基本品格,所以才会昧着良心做人,昧着良心做事。“诚信缺失”,我看最可怕的就是缺失这种做人的真诚、做人的起码人格,缺失认认真真做人的基本态度。
做人,站牢了“诚”的根基,就可以提高心灵的境界:首先,有了诚,对人就容易诚信,诚信不欺,讲信用,信守诺言,杜绝坑蒙拐骗。其次,有了诚,对事业、对工作就容易诚敬,精诚敬业,对质量一丝不苟。产品是人格的物化,产品质量反映人的素质,一个不讲究质量的民族是缺少诚敬的民族,假冒伪劣成风,从业人的品格也就败坏。再次,有了诚,对学习就容易诚心,努力“反身而诚”。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表面上,不是做文章装点门面,不是走过场应付差事,而是要内化到心里去,深入到灵魂里去,扎根在主体的内在信仰之上,落实于主体的内在德性之中。要从生命的内在本性和内在本质,在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上下功夫。这样入脑入心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血液,运用学习的道德理性进行自省、自律,诚心诚意地进行修养,在修身的同时,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学一点就躬行一点,落实到行动上。这样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见效。
诚信建设的办法已讲了很多,我补充几点体会:首先,要端正干部的学风。干部是决定因素,今年一月中,中央印发了《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里面重新强调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持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反对弄虚作假,表里不一”。这是切中肯綮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导,讲权术的书在书摊上很盛行。这些书讲权术充满了奸诈,却美其名曰“谋略”、“智慧”、“领导艺术”,其实与“诚”背道而驰。古人早就告诫我们“诚为本,术为末”,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当然要讲智慧谋略,但要以诚为底色,以对人民、对祖国、对信仰的真诚无妄为根本,各级各类干部只有真诚才有公信力,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带领公众共建诚信的社会。千万不要把“聪明”用于耍权术欺上瞒下。
其次,加快诚信体系的建设。我们一方面要以思想教育为先导,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科技建设诚信体系。如果失信的人常能捞到好处而风险很小,即使失手,付出的成本也很低,那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体制,使失信的成本很高,付出的代价很大,让违规者承受不起,让心存侥幸者望而生畏。政务、商务、学校、社会都建立起诚信档案,并且订出明确的责任,有不良记录者按情节受到各种级别的限制和处罚,例如不予升级、不予提拔、不予录用、不许经营等等。不仅有纸质档案,而且进入电子网络,不仅每个部门有网络,而且有资源共享的全国网络系统,各个部门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诚网恢恢疏而不漏”,使不讲诚信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再次,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仅就道德而抓道德是不够的,道德必须以文化作支撑,以文化来涵养。《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三十条写明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等等,望能落实。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人生哲学非常丰富,包括立诚做人的道理,而这恰恰是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这些年,报刊特别喜欢人生感悟类的文章,央视的《艺术人生》栏目颇有观众,于丹讲“《论语》心得”很受欢迎,这些都反映了群众寻求人生真谛的精神需要,我们要大力挖掘和运用优秀的人生哲学遗产,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荣辱、诚伪之外,义利是另一对重要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发财致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发财和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传统文化很重视“义利之辨”,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显然太偏激,其实就像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这是一种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的膨胀和消极作用。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