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中国嘉德上拍的陈寅恪先生遗稿,均为20世纪40至60年代陈氏手稿本,颇为惹人注目。这其中有寅恪先生三四十年代亲笔手稿、五六十年代由黄萱先生代笔的文稿,以及其五六十年代的教学讲义和批校书籍等,皆为罕见之物。
陈寅恪(1890年至1969年),出身清末世家。祖父陈宝箴,为一代戊戌维新中坚;父陈散原,乃一代诗家,皆为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寅恪先生自幼承家教,熟读经史诗文,先后就读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名校,遂成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1925年,寅恪先生回国,先后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寅恪先生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定了隋唐史研究的基础。其后又以盲笔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广征博引,考证入微。寅恪先生非常博学,于敦煌学、佛教、诗歌,以及中亚语言、历史、宗教等学科皆强记精研,多有建树,令后辈侈谈国学。
陈寅恪先生一生的著述,融会了东西方研究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且熟用十数种文字史料,“不说空话,无征不信”(以上引著名古文字学家季羡林先生对其的评价),所以经常被当时发表。故寅恪先生穷毕生于学问,身后无丰功伟绩可供后人膜拜,仅有著述为研究者研读。
世人读寅恪先生出版著作,却难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见到文稿的涂抹删改。寅恪先生治学谨严,文章有一再修改补订的习惯,而其在世时就十分看重文稿的收存。然而即便如此,寅恪先生的文稿仍然散失很多。季羡林先生曾在文章中慨叹寅恪先生文稿“先后毁失,为之奈何!”。比如蒋天骥先生曾向寅恪先生借的书稿,在“九一八”事变时,竟被别人盗窃去。无独有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寅恪先生假道越南,书稿又为越人盗去。由此足见寅恪先生声名之望。
此处所见遗稿,均为1964年寅恪先生委托学生蒋天骥先生所保存下来的。寅恪先生曾赋诗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即指蒋先生保存的这部分遗稿。今寅恪先生现存文稿,流传不多,除个别机构单位有存外,外人鲜有一见,所以一向为海内外学家藏者所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