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了《王国维学术随笔》。中国这一类学术笔记,所论不必宏大,也不必有系统,常如一钉一石,于有心者自具价值,且可从中见知识、见学问、见方法。如书中论“古今最大著述”,以为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大著述的标准,在王先生是“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模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注重的是作品的原创性和基础性,并不像今天某些人看到大部头便磕头,便颁奖。
对于大部头的官书——如今天吹得神乎其神的“御撰”、“官修”的东西,王国维是不大恭维的。《全唐诗》是康熙朝搞的,当时说是“御定”,其实不过是皇帝授意、臣下编撰罢了。王国维在“季沧苇辑全唐诗”一节中点明,所谓“御定”,不过是剽窃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季沧苇的《全唐诗》,略加修补而已。
王国维还进而发挥道,“历代官书,例多剽窃,如北齐《修文殿御览》,陈振孙疑其用梁徐僧权《编略》;宋《太平御览》,则又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通典》、《文思博要》诸书为之。”“钦定《续通考》之稿本,前年尚在厂肆,乃据明王圻《续通考》而增删之者。”其实,康熙朝的《康熙字典》一样也是剽窃而成。我们正不必太过看重帝王们的本事,老是把什么皇帝“亲自审校”一类话头挂在嘴边吓唬人。
今天所谓“首长工程”,自古有之。上面所述以及乾隆朝的《四库全书》之类都是。这类首长文化工程,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皇帝有钱,又好大喜功,所以但凡有所动作,大都卷帙浩繁,块头很大。二是首长工程大都急于见效,所以催逼甚严,常常限时限刻。臣工要在规定期限交差,不免搪塞糊弄,剽窃抄袭,弊窦丛生。三是,活虽粗制,来头甚大,无人敢作批评,或不准批评,而抬轿子、吹喇叭的比比皆是。所以一班不明底里的人听他吹得好听,便真以为是什么伟大工程了。
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对这类“首长工程”多有讥评,可惜今天的学者很少说,而为这些“首长工程”吹嘘不遗余力的却大有人在,还可以花钱大登广告。于是,报刊媒体几乎是这一类吹捧的一统天下了。
作者: 陈四益 新华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