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在美国读书时,自称“居西美一僻乡,与世隔绝,真成韬隐”。
他写信给友人张其昀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为治国史而专修哲学,以广视野、得方法,再读社会学,以明人情,这种准备功夫实不多见。大器之象,隐约可期。
留学期间,张氏每月可以领取到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中拨付的80美元生活费。为能省些钱供养在国内的弟弟读书,他十分节俭。除了自己动手做饭,从餐费中省钱,买书也只去旧书店,省钱之外,还能淘到一些普通书店里难以找到的资料。他留意中外关系史,在旧书摊上买到过由英国参赞写的《甲午之役》。
张氏博览群书,转益多师。“选习的课程异常繁重,而他平日的生活却又异常孤寂”。他做学问时,喜欢先广泛收集大量资料,比较各个学派的得失,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英国历史学家EdwardGibbon所著《罗马帝国的兴衰》一书,对荫麟的历史观和写作风格都有很大影响。
张氏留学时,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风头很盛。张氏在其博士论文《莫尔和杜威的哲学思想比较》中,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做了批评。其不随大流、独立思考的气质已卓然灿然。
当年张氏乘克里夫兰总统轮赴美求学,同船有百多位中国留学生,去习哲学者仅张氏与谢幼伟,两人结下同道之谊。此后南北东西,天各一方。至张氏离世前两年,他们重聚于遵义,在浙江大学共事。“有时是天天见面,最低限度,每星期必有一二次的会面……什么都谈,国家大事,人物品评,无一不可。”
谢氏钦佩张氏的学问,曾说:“今日学人只能专治一门学科,或只是一门中的某一部,能兼治两门学科的已少,至三门四门的,更少之又少。即今有之,也只能达到比常识稍高的境界。张君不然。张君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就是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对于这些科目,张君的成就,都可以和任何一门的专家相抗衡。他教授的科目,虽是以史学为主,可是治国学和治哲学的先生们没有一个敢轻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