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界在2004年曾经因为一位学者编撰了一套传统文化经典读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以朱学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指责读经运动是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径,被批评者也以极高的姿态反击,从而使2004年成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年”。
那一次激烈的论辩早已偃旗息鼓了,但是读经运动仍在中国各地被推行、效仿。前不久苏州更是出现了“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的所谓私塾。加上近年来汉语在国外的吃香,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更加有了骄傲的理由了。
应该对新文化保守主义做一个分层的解析:首先是性质上来看是保守的(未必是坏的),范畴是文化领域,手段则是有别于前的。其实手段也未必就是有别于前,只是为了与历史上相似的现象相区别,我们也称其为“新”。
在传统上,保守主义的目标是反对激进变革,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维护传统的价值。惟其如此,当人们谈及保守主义时,往往指出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强调政治的有限性。
新保守主义全然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它是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它缺乏传统保守主义尊重传统、文化、宗教的气质,缺乏维持现状的倾向,而具有崇尚理性、崇尚武力、追求激烈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等激进主义特征。
而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一种相当偏激的姿态出现,抱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这是新文化保守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他们宣称,中国目前存在着道德危机,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伦理和政治体系,不仅足以和西方文化抗衡,还可以略胜一筹。
这些论调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略知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历史的人就对这些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年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遭受到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来自复古派的阻挠。对新文化的攻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斥责西洋文化雕虫小技、蛊惑人心,使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二是宣扬国粹的博大精深、奥义无穷,可以陶冶世人、富国强兵。
新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仍然对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大获全胜耿耿于怀。2004年据称是“当代大儒”的蒋庆就在他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后记中称:“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但他特别申明“秦火”所指的是1912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废除了小学读经科。蒋庆称这种教育的后果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一些学者则叱责蒋庆“胡说”,指读经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是“一种文化蒙昧主义”。
是否愚昧、会否愚民暂且不说,这场在二十一世纪勃起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其实一点也不“保守”,有时甚至是很偏激。在此之前梁漱溟、徐复观一辈就没有这么好命了,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明显处在弱势地位。而今天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得天独厚的宠儿,可以说是“里优外援”。
在国内,政府鼓励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使新文化保守主义赢得了学校这一块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在国外,方兴未艾的新儒学研究被称为“儒家的第三次浪潮”,更是给国内的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增添了底气和信心,“儒学复兴”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动作也越来越大。包括鼓吹汉服、大兴祭祀,影响最大的就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要求教育部门加强古文经典教学的呼声。其实经过几次教材改革之后,中国目前中小学语文课的古文比重已经不小了。然而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满足这一点,一直鼓吹读经,尤其是鼓吹少儿读经。
虽然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但是这样大量的、有系统的读经却遭到大多数人的反,担心读经变成了“毒经”,其中的思想内容会毒害青少年,或者更具体地说,经书中的古老内容无益于培育现代公民,其中有不少的糟粕成分。近一个世纪前有人主张把中国古书扔进茅厕,似乎就是这样的理由。
比较温和一点的批评则认为,读经是可以的,要看读那部经,怎么个读法。《诗经》不错,可以读,《论语》也可以读,但是《孝经》呢,就不行了。不是现在中国不需要孝,问题在于迷信色彩浓厚的古《孝经》不适合拿给是非不辨的儿童来读,更不可诵。就算是《诗经》、《论语》,也有尚待商榷的内容在。
儒学也好,国学也好,都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在中国加快塑造世界大国形象的战略举措中,中国文化是彰显软实力的一张王牌。据称目前全球有三千万人在学习汉语(中国人不算在内),而中国政府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全球建立一百家孔子学院,雄心勃勃地要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
从这点来看,新文化保守主义可谓是盛逢其时,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人们担心的是,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下,新文化保守主义会做得过火而流于形式,良莠莫辨地将糟粕当盛宴;或者得寸进尺,越位地侵占了现代文化的话语空间,反而陷入了复古一派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