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人李忱《吊白居易》诗,今却被用来悼念我们所尊敬的文学长辈鲁彦周先生。
昨天惊闻鲁彦周逝世的消息,令我们这些接触过、了解他、熟悉他的人无不惊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吊唁。
作为安徽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创造了安徽文学的传奇。这位农民的儿子,幼时家贫,种地牧牛,历经艰辛。自195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400多万字的小说、影视、戏剧和散文作品,他的作品反映时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长篇小说《梨花似雪》出版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看好。合肥市评选2005年度“十佳人物”,鲁彦周榜上有名,这在文学并不昌盛的年代尤其难能可贵,能够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鲁老多么欣慰。
鲁老对自己的作品不愿意多谈,他说作品出来了,好坏由别人评说吧。他的不谈文学,并非故作清高,在《鲁彦周文集》中的《无题》一文里他说:“不喜欢谈文学,是因为现在谈文学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当然都比我谈得好,谈得深奥,谈得玄妙,谈得更具时代感。人老也老了,不要老得惹人家烦,这也是一种自觉。”这位睿智的老人家,不愿意说废话。他一直认为文学是出自心灵深处的冲动,是客观世界对作者本人的心灵冲击,从而使作者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表现这种感受的欲望。而这一切又是个人的感受,因人而异,谈了对别人也没有多少用处,所以他采取了缄口。不张口闭口谈文学,是因为把文学看得更加神圣,视为生命。在有些人嘲笑文学、玩弄文学之时,他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世事的变化,更加热爱文学,他说“我甚至可以说我若是离开文学,就会觉得我的生命失去了意义”。
进入古稀之年,亲朋老友都劝他多多休息,放松一下,因为他患有较为严重的肺气肿和糖尿病。他是和善随意的人,听从了大家规劝,有两年四处走动,只写了一些短文,但他觉得心里不踏实。在《放松》这篇短文里他写道:“心里却时时滋长着一种不安,一种心烦意乱,一种好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失落感,总觉得生活得非常不心安理得,仿佛亏欠了什么。”直至《梨花似雪》奉献在读者面前了,他才算有了一些真正的“放松”。
我们这一代文学爱好者是读着鲁彦周的作品成长的,在我们青年时代每天傍晚守着广播收听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是必修课。小说人物悲惨的命运曾经强烈地震撼我们的心灵,我们为他们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泪水涟涟。
当初,我们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拜见鲁老,他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所有的是亲切和蔼与有求必应。对于请他作序,求他题字的人,他很少拒绝,而是以足够的耐心提携扶持新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在与他交谈中,我们感受他儒雅博学的气度和耐心亲切的风度。他的儿媳王丽萍撰文称他是个老派绅士,与他接触的人无不赞同。即便在住院期间,有一次低血糖抢救之际,他浑身大汗淋淋,呼吸受阻,血压降至极限,几近昏厥,待脱离危险后,仍旧面带微笑,对我们说他要休息,不能陪我们了。他的老伴张嘉阿姨说,他就是这样,到死都要有风度。
他一直有着达观的生命意识,住院期间,他的手臂、脚踝全都扎满了针眼,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握住他的手,不忍心看那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我们安慰他:会好的,很快会好!他微笑着说,不会了,人老是自然规律,不过没有什么可怕的。与他接触,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磊落情怀、心地善良和虚怀若谷,真正感受大家风范,进一步理解“学问深时意气平”。
上个世纪50年代,鲁老开始写作,他说:“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在到了合肥皖北文联之后,也是在这里我才意识到,我想当一名作家先天的条件是多么不足,我甚至怀疑自己太天真太狂妄了?”
当年,从巢湖的一个农民家庭中走出,祖祖辈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当作家的天赋。他的童年在村子里的祠堂上私塾。他说:“私塾!那是一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要读几千年以前‘经书’的地方,是读死书硬背书的地方,那里是和时代远离,是没有任何新的科学知识的,最多只能使人认得一些古文。”他的基础教育就是从那里获得的。即便是那样的教育,他也只能时读时辍,他要帮助家里干农活,或是放牛、放鹅,还逃过荒。抗战胜利后,他逃出家乡考上江南高中。后于1948年,考取了贵池的一所国学专科,读了三个月的书。淮海战役开始后,他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参加革命。
在革命过程中,他读到了鲁迅作品及其翻译小说,开始知道了现代的口头语可以写书。尤其是当他从鲁迅的文章中知道“文学”这个词,知道中国有许多文人在做文学时,他产生了做文学家的模糊梦幻。那一瞬间,文学便如春雷响彻在一个青少年的胸际了。这一段的经历,从《梨花似雪》中的作家柱哥儿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成长身影:一个农家青少年,为了求学不辞辛苦,他背着干粮,长途跋涉,往返于江南与合肥之间,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梦。那分明是年轻的鲁彦周自己!
后来,年轻的鲁彦周终于走进了江南洋学校,阅读到了更多的新文学作品和一些翻译小说,他说:“我才知道过去我的知识是多么贫乏,这些文学家是多么可敬,由此更加觉得文学事业的可贵,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我的文学之梦也就从模糊的向往,变为现实的追求。”
真正的梦幻实现,是在解放过后。50年代初期,鲁彦周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到了皖北文联,为他的文学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作家的成长之路,有千条万条,唯一相同的是对文学的不懈追求和勇于献身。到了皖北文联之后,年轻的鲁彦周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时我像一个从沙漠中走来的严重饥渴的人,在文教处的资料室里大量吸吮中外文学名著,并且为了充实自己,还大量读了中外的历史书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为了圆我的文学梦,我必须对自己的先天不足进行补课,我不仅要读书,要认识中外作家及其作品,我还要读中国的革命书籍,要懂得一些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基本历史发展概况。”
大量的阅读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的胸襟开阔,50年代初期,他开始了长篇小说《丹凤》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服务于政治,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真诚地拥抱革命拥抱现实,对于党所提倡的,都视为神圣的,是毫不迟疑地努力贯彻并且要以实践来证明自己是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土地改革、反匪反腐、抗美援朝等等,不仅积极响应,而且大胆地进行创作实践。”这一阶段的作品《归来》荣获全国大奖,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及一些短篇小说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正当他的创作进入佳境之时,反右以后,大跃进开始了,人民公社开始了,大炼钢铁开始了,中国大地上几乎进入疯狂的状态。年轻的鲁彦周不可能逃脱形势,沉浸在个人创作之中,他和陈登科奔赴淮北,投身到当时的大搞水利大搞河网化的群众运动之中。这个时期,他们奉命写作,作品难以摆脱时局影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鲁彦周在农村亲眼看见死人现象,对他内心的触动很大。严酷的现实,逼迫他开始回避现实,他携妻挈子来到了大别山腹地岳西县,在公社当副书记。他工作之余,经常抽空到深山里去,一心一意深入山区,走村串户,掌握了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鲁彦周深刻反思,“我才开始认识文学,认识文学的基本规律,也开始懂得文学不能只是什么政治的附属品,不能也不应该为所谓的政治服务。”
与此同时,鲁彦周开始关注文学审美,懂得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是第一重要的。“所谓思想必须是蕴含在人物形象之中,创造形象都是作家的终身追求,一切说教都是非文学的”。这一时期,鲁彦周的思想产生巨变,而他的身心也饱受摧残,他被拉去批斗、示众、挂牌、游行、蹲牛棚,进行劳动改造。“黑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联的黑帮”和“黑班底”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批斗从机关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算获得解放。
文学,它的出路在哪儿?在中国还有它的地位吗?他心中的圣坛开始崩塌了,来自上面的神圣也开始瓦解了。
文革结束后,他已经是人在中年48岁了,这个年龄也许有点让人灰心。在文革中,作为批斗对象他遭遇了种种磨难,现在完全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却以时不我待的速度,拾起手中的笔,开始了艰难的创作。一方面“我不甘心于就此失去了文学的生命,我在文革中的反思,在文革前后对于文学的思考,此时都变为巨大的动力,像是体内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能量要喷涌而出,我不能自已了,我重又拿起已经相当生疏的笔,重新开始了写作。”另一方面,“开始时对我是艰难的,不仅我的文字生疏,有时甚至连词汇都没有了,困难的还不仅是这个,习惯的旧式思维,老的条条框框,政治的文学的都来支配我了,使我难以摆脱。”但是,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终于使他坚定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探索、思考,我总算重新找回了我自己”。
十年文革,鲁彦周沉浸到社会最底层,品尝着人世间的冷暖。蹲牛棚,挨批斗都经过了。有一次某工厂的丁姓女工接他去挨批,路上告诉他厂里很多工人喜欢他的作品,反复交待他不要怕,去批斗不过是走过场搞形式。批斗时不仅没有被捆绑,结束后还给他米饭下面盛满了红烧肉,又带他去理发洗澡。几十年过后,这件事让他铭记于心,念念不忘。
一旦文革结束,作家的生命春天到来了!70年代末开始,鲁老开始了新的创作,他写小说同时也写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势如破竹,厚积薄发。长篇、中篇、短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先后与读者见面,《天云山传奇》、《双凤楼》、《阴阳关的阴阳梦》等一大批产生强烈社会影响的佳作呈现读者面前。
鲁老从来都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人,他“决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觉得别人的经验应当吸收,特别是青年人的崭新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现代手法,我更应当向他们学习”。正是在他这种永不自满的学习中,他的《梨花似雪》又以崭新的手法出现在读者眼前。因为“这种学习也还是要在能保持自我的前提下,不能抛开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风格”。《梨花似雪》是鲁老小说创作体裁的崭新尝试,可以一书二读,有小说部分,又有散文叙事部分。这两部分可以相对独立,单看小说不影响阅读,而联系在一起阅读,更能加深对当时时代背景的了解。
《梨花似雪》面世以后,他因患肺病住进医院,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谈起了作品的背景,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情景,使我们对小说中人物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以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为民族命运而战的光辉篇章。那几对青年男女的铭心刻骨、荡气回肠的爱情描述无疑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引起读者共鸣。这部作品被公认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郁乡土特色,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准。时隔不久,合肥市评选2005年度“十佳人物”,鲁老高票当选,他的作品有充分的说服力。他毕生在文学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有一个自我追寻的梦,也许正是这个梦使我在进入古稀之年后仍没有放弃小说创作,当然我也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看法,即使在追求美,追求我心目中的艺术境界的同时,我还不忘文学的另外任务,即它的社会性,它是为读者而写的,不是个人的玩文学,因此它还有对读者负责的义务。”
“不是个人的玩文学”,这正是鲁彦周作品的生命力强盛之所在。他的作品之所以得到读者好评,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读者。正像鲁老在《自述:50年文学生涯的回望与反思》中所说:“历代大师们的创作无不是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负责,也对他的人民负责。”鲁老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的作品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不是个人的玩文学”。他的不谈文学,是对文学的更加敬重,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家对文学严谨的创作态度。
谨以此文,祭奠我们所尊敬所景仰的文学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