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5年10月1日,在诗坛上已有相当名气的徐志摩,受朋友坚邀,出任《晨报副刊》(即《晨报·副镌》)主编。报纸天天出,徐志摩颇感到稿件不足。他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一般稿件,他看不上眼,所以,他除去约请好友支持供稿,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其余不足,他当然得从来稿中择选。这样,沈从文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经徐志摩刊发的沈从文作品,最早应该是《一天是这样过的》。此文刊发于1925年10月21日,就在徐志摩接手办报的当月。第二篇《夜渔》,刊发在当月26日,署名是后来常用的笔名“休芸芸”;第三篇为《卖糖复卖蔗》,刊于10月29日。从形式看,散文、小说,还有诗歌,沈从文都在尝试。
一月之中,在这家有影响的报刊连发三篇作品,这在今天看也不能算少。况且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大都是胡适、梁启超、凌淑华、刘海粟、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一干名流。沈从文能跻身其间,想来信心一定大增。第二个月,徐志摩破例一口气给沈从文发表作品达七篇之多。这家前不久还奚落这位青年的报纸,此时的作为,算得上名誉补偿吧。而这一切,是由徐志摩来完成的。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和看重,来得多么及时、紧要。这一切,叫沈从文生出由衷的感恩心情,真是再正常没有的了。
说起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欣赏,在当时还留有一个实例。当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沈从文的一篇散文《市集》。非常特别的,是编辑文末写下的一段文字,干脆就是“志摩的欣赏”: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这篇稿子先前曾交给过《晨报副刊》前任编辑,没有得到回音。沈从文便将此稿发表在《燕大周刊》上;另一位朋友又拿去转载到《民众文艺》上;此时徐志摩再拿出来发表,已经是第三次面世了。沈从文感到有些对不住徐志摩,便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寄给徐志摩:“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这篇短文,徐志摩给登了出来。在文章后面,徐志摩又加了一节附言,写得有趣有味,值得照引: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志摩
注意,徐志摩在这里虽然文字有些波俏,可意思明白,沈从文的作品,是可以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列的。
三
沈从文,以一个小学学历资格,跻身《晨报副刊》这群“大家”其间,主编徐志摩的欣赏和宽容,当然有莫大成分。由此,沈从文的名字,也陆续在多家报刊出现了。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多样文体的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沈从文的文学事业,由此得以奠定。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伯通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1927年后,诸多因素使得沈从文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求发展。到上海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联手,办过刊物,出过“丛书”,没有获得成功。1928年,当他在上海为生活挣扎时,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觉得卖文没有了出路,又想进上海美专学习绘画。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听到徐志摩推荐,他便将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在中国公学,沈从文寻到了自己的爱人张兆和。其中的浪漫故事已广为人知,此不赘述。不久,胡适由于呼吁民主,被当局迫使辞去校长职务。沈从文也随即跟着离开。经胡适、陈西滢努力,沈从文去往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为救援被捕的胡也频,接下又陪丁玲送孩子回湖南老家,沈从文耽误了武汉大学的课程,又待在了上海。为陪丁玲回湖南,沈从文还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
四
1931年秋,经胡适、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又应聘去青岛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得到了徐志摩的死讯。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孙大雨、陈梦家等,均为徐志摩的同仁,有几位堪称挚友,却只是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为徐志摩送最后一程。
三年之后,沈从文写下了第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字《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文章陈述了徐志摩逝世情况后,对徐志摩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他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
之后,他又写出了《论志摩的诗》;之后,沈从文以给学生讲课的方式,写出又一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这种记忆和怀念一直持续到沈从文的晚年。1980年,他去了美国讲学。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年徐志摩介绍给他的朋友王际真。在王际真家里,他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勾起思念。回国后,他写出一篇动人的文章《友情》,再一次谈到了徐志摩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但是,我们却最终从他们之间,读到了欣赏,读出了无私的提携,读到了一个天才作家的终于成就,读出了长久不忘的友情……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