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初见成果
贾拉森提到的建立八思巴字国际编码是整个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学的萨如拉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记者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您了解,八思巴字信息处理研究进展如何?
萨如拉:我参与了八思巴字国际编码的制定工作,这个工作当时主要是由蒙古国专家和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合作完成的。北大方正和微软都推出了各自的八思巴文输入系统,2007年我到北京帮助微软完成了蒙文编辑系统;北大方正的软件我也参加了调试工作,去年他们将软件的版本从6.0升级到了10.5。
得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下设有蒙古语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记者对该中心进行了采访。中心的巴图赛恒对记者说:“我们于2002年完成了蒙古语WPS2002的制作。目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蒙文专项,我们已经完成了八思巴文字库,下载安装后就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并通过软键盘输入八思巴文。”
八思巴字艺术价值难获认可亟待系统整理
通过位于锡林浩特的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记者结识了八思巴文研究民间学者浩毕斯嘎拉图。缘于对蒙文书法、篆刻艺术和蒙古文化的热爱,浩毕斯嘎拉图自学了八思巴文并到处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记者在其锡林浩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八思巴文书法、篆刻艺术?
浩毕斯嘎拉图:因为对八思巴文的不同书体非常感兴趣,我收集了一些元代篆刻资料,比如黄惇编辑的《元代印风》,里面辑录了很多八思巴文印章,刻法非常高超,艺术精湛,对我的书法研究很有帮助。八思巴文的使用当时主要是政治和军事考量,但仅从艺术角度来看,八思巴文也具有极强的美感。由于藏文是横写的,八思巴文本来也设计为横写,但因回鹘文竖写,忽必烈命令八思巴文也要竖写,这样使八思巴文的连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八思巴文每个字的结构依然非常漂亮。八思巴文是从好几个民族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虽然作为文字不再使用了,但八思巴文不会消亡,将作为艺术永存。
翻开《元代印风》,浩毕斯嘎拉图详细地为记者讲解了八思巴字篆刻艺术的魅力:“借鉴汉文篆刻手法,八思巴字篆刻有美术体和篆体之分,美术体即印刷体,在此基础上将笔画曲折称为篆化。与汉文一样,八思巴文也有三种篆法——大篆、小篆和混合篆。秦汉刻石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字艺术高潮,元代印章艺术不仅达到了这个境界,而且在形式上发展出很多细节变化。同样,八思巴文书法也借鉴汉文,有美术体、楷书体、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等,如黑河文书就是用行草写成,圣旨金牌则是楷书美术体。”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汉文篆刻、书法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详细,而八思巴文却鲜有研究”,浩毕斯嘎拉图不无遗憾地说,“比如《三希堂法帖》是乾隆皇帝命人镌刻的,收录的却仅是汉文书法作品,如果能有类似的八思巴文书法作品集就好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收集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情况如何?
浩毕斯嘎拉图:我因为爱好八思巴文,一直在收集全国的资料。从目前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全国有十几个寺庙藏有八思巴文石碑,但大部分文物都在西藏。
我退休后有两个心愿,一是系统整理蒙文书法,二就是继续收集八思巴文资料并逐个走访八思巴文遗迹。
关于八思巴文的艺术层面,记者还采访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朝洛蒙。他在篆刻、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为数不多的蒙、汉双文书法家。他于1996年出版《蒙文篆刻》一书,收录了不少八思巴文印章。为了篆刻,朝洛蒙下了很大工夫自学八思巴文,保证自己的篆刻作品不出错误。
采访中,朝洛蒙为记者介绍了不少元代篆刻知识:“八思巴文虽然成了死文字,但其篆体是方块字,适合在印章内摆布,因此作为艺术流传了下来。很多汉人也喜欢刻八思巴文印章,照那斯图送给我一本他的《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不知被多少人借去复印,足见人们对八思巴字印章的喜爱。印章不是蒙古人传统,因此八思巴蒙文印章特别少见。汉人私印当时时兴‘元押’,格式一般为姓氏后面加上‘记’字;官印个体比较大,常见八思巴文,但必须有汉文对照,否则除了一分两半的‘合同印’大多难以辨认。照那斯图的《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收录了很多官印资料。元代的印章是铸造的,清代才开始用石头刻印。所以很多玉石八思巴印一看就知道是假文物。”
交谈中记者得知,朝洛蒙如今已将创作重点放在汉文篆刻和书法上了,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评价体系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蒙文篆刻很难获得承认,这无疑令人感到遗憾。
民间研究力量需要扶持
记者在查阅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民间也不乏八思巴文研究者,记者通过网络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沈阳的“赏月斋”因为爱好收藏牌符钱币,无意中购买了带有八思巴字的牌符,从那时起开始了八思巴文的学习和研究。如今他专门开设了博客,将自己收藏的牌符和研究成果放到网上,希望与更多的人交流。记者浏览了他的博客,发现他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及相关语言文字考释牌符上的八思巴字,非常严谨。另一位南京的八思巴文爱好者“alibaba”也是因为爱好文物考古而开始学习、研究八思巴文,他向记者推荐了《法书考》,其中有八思巴文基本字母的汉字对照表。
交流中,民间八思巴文研究者普遍提出了几个困难:一是很难找到老师,只能依靠自学;二是不懂蒙语,更不要说古蒙古语,这使得他们的八思巴文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三是缺少交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很难找到“同道中人”,学者专家又高不可攀,几乎联系不到。另外,他们手中的文物和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很难为人所知,成为了专业研究者的盲区。
记者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学会性质的八思巴文研究团体,这些满怀热情的民间研究者也许就不至于求助无门,他们的文物和研究成果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文物考古支撑八思巴文研究继续前行
因为八思巴字圣旨银牌,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对蒙古汗国及元代的牌符颇有研究,他从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八思巴文的文物整体情况如何?
陈永志: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说,我们曾经发现元代瓷器底足和其他器物的边侧有八思巴字,以姓氏为主,如“张”、“赵”、“李”等,也有年号,如“至正”、“大德”等。在浙江出土的一个碗底上,我们发现八思巴字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模印上去的。
从元代文物角度来说,由于蒙古没有碑刻文化,因此在内蒙古地区八思巴文碑刻发现较少,碑刻主要集中于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八思巴文是以“国字”规格颁布的,因此在正式公文和钱币上出现较多,如“大元通宝”就是用八思巴文铸造的铜钱。我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还发现了元代纸质文书,因为内蒙古地区气候干燥,纸质文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文书有些只有八思巴文,有些是八思巴文和其他文字对译的,应该可以代表元朝官方使用八思巴文的情况。
作者: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