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纷扰扰的茅奖评选结束之后,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兴化,在十月颁出了另一项奖,即以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命名的“施耐庵文学奖”。在当今文学奖不算多也不算少的今天,这个奖集合了一些学院派批评家,最终从50部提名作品中评出贾平凹的《古炉》、宁肯的《天·藏》、香港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及阎连科的非虚构作品《我与父辈》为首届得奖作品。与中国很多高大全的文学奖不同,该奖的宗旨正如该奖评委会主席陈建功先生所概括——薪传和弘扬伟大的叙事文学传统,创新开辟汉语长篇叙事的新境界。着眼的是作品的“叙事”。由此,“汉语叙事的可能性”这个概念被反复标举出来,成为考量所有入围作品最主要的标准。
施耐庵文学奖由惠生企业赞助,依托当地政府主办。在一些人看来,这无非是一座城市提升自身人气的一个手段而已。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个地方“小奖”却暗含了恢复文学本体价值的认真探求。其实,中国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创立伊始,也都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只是走着走着变了味。我们无意对新创立的施耐庵文学奖的未来做更多瞻望,倒是有兴趣对他们所倾心的叙事概念做一个探讨。为什么这个奖如此看重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得奖作品在叙事方面又有什么新的突破与拓展?记者在颁奖典礼后,采访了施耐庵文学奖发起人、文学评论家费振钟先生。
怎样理解叙事?
“我们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作品,而不是从文体的角度看。”
问:看《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办法》,会觉得这个奖非常强调叙事,您作为这个奖的发起人,资深评论家,又是如何理解叙事这个概念的?
费:回到叙事学的原点谈叙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在源头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西方的叙事概念,最早起源历史叙述,所谓叙事是对历史的重述。而中国的叙事,最早也是建立在对历史写作上,它只是没有叙事这一概念。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写作当中,实际上却也形成了中国叙事传统。最能代表中国叙事传统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把它拿过来和西方的关于历史叙事的作品放一起看,应该说在原点上是重合的,共通的。
不同的是,西方在其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过程中,通过叙事这一概念的反复讨论和研究,形成了他们丰富的叙事学理论,由此建立了叙事性写作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尤其到后来,西方历史叙事反过来向文学学习,这一趋势影响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西方的整个历史叙事学的重整。比如以前伏尔泰那批人,他们的历史观念是要求历史是一门学科,甚至是一门科学,但文学叙事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看法,或者说,颠覆了它,转而历史从文学那里学习到了新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叙事的可能性,历史写作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可能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科学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它因为不同的叙事角度,不同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的叙事方式,以多种样貌呈现于我们眼前。这种新的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学写作。
回到中国这一方,尽管叙事的原点一样,但它对历史的叙事有一个中断,官方历史的写作者仅仅把历史作为事件的记录,这就损坏了《史记》开创的叙事传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也失去了以历史写作为支持的叙事理论建设的可能性。说简单点,中国没有自己的叙事观念。至于中国传统文学,最初是深受历史的影响。无论是通俗艺人说书,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的话本小说的改创,“讲史”在其中都是主要创作。文学通过小说的方式接续起《史记》开创的传统,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问题是,由于缺少叙事的自觉,传统小说的叙事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直到现代小说发生,不得已将小说的叙事交给了西方的叙事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叙事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所以今天“重提”叙事这一概念,是想把中国的叙事原点找出来,通过这样的找寻,激发起对叙事本身的探讨。
孙:不过您还同时强调了“在西方叙事参照下,建立与之并列的中国小说现代叙事”?
费: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汉语小说,过去由于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历史思维的影响,并没有能够扩展汉语叙事传统。而西方小说一直在历史与文学两个之间不停在扩充着叙事的可能性。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史景迁,他就是把西方历史叙事的方式用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发现,他那种小叙事的方式其实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小说创作。包括他叙事的语调、角度,主题的寻找、旨趣等等。尽管以这样的写法进入历史,在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这种叙事方式,的确很容易打动中国当下的小说写作者对叙事的变革要求。董启章的这次获奖作品,他对于“物”的描述,会令人想到史景迁式的小叙事。我们不能说史景迁影响了他,但我想,这种西方文学与西方叙事学共同的东西,这位香港作家肯定已经敏感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奖的评奖列项,并不是在评长篇小说、非虚构作品或长篇散文以及回忆录式的历史写作或长篇叙事诗等等,我们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待作品评价作品,而不是从文体的角度。这不仅仅是个跨文体的问题,而是超出这些东西之上的文学上位观念。我们所有的评委之所以都认同这个超文体的“叙事”观点,就因为出于对这样一个文学“上位”观点的认同。
四部获奖作品,
叙事的贡献在哪里?
孙:如果从叙事的可能性来看最终评定这四部作品,我觉得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宁肯的《天·藏》在叙事上还是有拓展的,但坦率讲,它们并不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汉语叙事。《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让我看得恍兮惚兮,仿佛有无数个时空存在着。而《天·藏》那种多层面精神状态的交叉与并置,也是中国的所谓叙事传统里没有的。
费:表面上看,它们和中国传统叙事有很大不同,细细看过去,实际有很大关系。它表明中国的汉语写作,仍然可以通过更高的叙事方式来拓宽汉语叙事空间。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叙事。西方小说的叙事时间,是通过它的时态与语词方式,直接在语言中呈现出来。而中国的叙事,则诉诸空间的移动,例如在话本小说当中,必要通过说话人“花开两枝,各表一朵”的方式,而不能借助语言本身来标示一种时间感。当年先锋小说家为了学习西方现代作品,通过模仿与借鉴,造成一种时间上的迷宫效果,但又把叙事仅仅限定在一个现代小说技巧的层面上。而你说的这两部作品,都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打开了另一个叙事空间。宁肯的《天·藏》用“注释”的方式,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标准“国语”之外窜入地方方言,打开不同的语言空间,这些叙事技巧看起来有西方叙事的影响,但是又充分承载了他们的个体经验与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