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很大无畏
青年周末:去的时候特兴奋吧?
王小帅:那时候很大无畏:来了就来了,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们参加的是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肯定没有竞赛片受关注。我记得那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火狐》参加竞赛,我们特羡慕。有一天我们去看他的片子,在电影宫大门口碰到他,我做过他助手,所以都认识。我们打招呼祝他好运,然后他就一个人晃进去看电影了。
青年周末:第一次就想着去见识,完全没期待拿奖?
王小帅: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有人告诉我们说“青年论坛”要评一个“最穷的电影”,大家就指着我:那你肯定得奖了。我肯定最穷啊,《冬春的日子》里里外外花的钱,折合下来就1万美元。我也觉得挺好,得那个奖有奖金嘛。
最后公布结果,不是我。我大吃一惊:啊,怎么可能?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穷的导演吗?这个奖给了一个俄罗斯的导演。他们说,你多多少少还是个正常的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而那人是个乞丐,拿自己讨饭得来的钱拍的电影。我想想也是,丐帮的的确比我还不容易。
第二次去柏林终于走上红毯
■“竞赛”单元的导演更受礼遇
青年周末:1999年,您又去了戛纳电影节参加“一种注目”单元。
王小帅:对,我带着《扁担姑娘》去了戛纳的“一种注目”。当时看别人“竞赛”,走红地毯,真的是羡慕,又觉得遥不可及。但当时也在想,有朝一日自己也加入竞赛单元,走走红毯。
没想到第二年,拍完《17岁的单车》以后。哐当,我就去柏林竞赛,踏上红地毯了。
青年周末:那是2000年吧,您的片子入围了柏林的“竞赛”单元。不用羡慕吴子牛了。
王小帅:无论是在戛纳还是柏林,参加“竞赛”确实就多一些很正式的东西,比如主席会请摄制组参加鸡尾酒会什么的。第一次去柏林“青年论坛”就是随便吃了个饭。还是分了个级别。
■好档期被美国大片临阵抢走
青年周末:参加“竞赛”,就对拿奖有期待,心态也不那么平静了吧?
王小帅: 2000年去柏林之前,拿奖是不敢想的,觉得这是张艺谋、谢飞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首映礼的时候,才知道得奖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片子放映那天,我们一起去看。刚开始没多久,我们的制片人就被电影节主席给悄悄地叫出去了。回来他都疯了,我们赶紧问:什么奖什么奖?他说,哎呦,太大的奖了,两个!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和最佳新人奖。 我们乐坏了,就等第二天下午的记者发布会正式宣布所有的奖项。
青年周末:宣布获奖以后,在柏林受到待遇就变了?
王小帅:是啊。《17岁的单车》本来排在中间放映,很好的时间,结果档期被一部美国大片抢了,变成最后一场放映。所以也没什么人来关注、采访。
公布奖项那天,我们剧组在电影宫的二楼还是三楼一个地方待着。新闻发布会还没结束,国外记者就一拨拨上来了,很壮观。二三十家电视台一个个排着,每个电视台一分钟,挨着问。我们体会到了这个电影节的世界影响力和隆重感。
第三次去柏林,穿上了平生最贵礼服
■每天疲于接受采访
青年周末:第三次去柏林,已经有很多人认识您了,听说忙得连观光时间都没有?
王小帅:对。今年我们的电影是第一场放映,媒体也知道我以前获过奖,所以后面两三天世界各国媒体的采访都排满了。1994年和2000年去柏林的时候,没什么采访,有很多时间看影片。今年几乎没看。
中国媒体去的不多,可能赶上春节吧,天也比较冷。不过中国媒体对国际电影节的关注比2000年前大多了。1999年去戛纳,2000去柏林,都没什么中国内地的记者。
■戛纳观众不穿礼服被拒之门外
青年周末:您说柏林电影节在改变,形式感和宣传度更强了。具体改变在哪里?比如走红地毯?
王小帅:1994年第一次在柏林,那时主会场在Zoo Palast,还没有红地毯。
2000年再去,主会场已经搬到了Berlinale Palast(柏林电影宫),红地毯稍微有点了,但不那么正式。就那么铺着,没人组织,也没什么媒体拍照,非常随意就进去了。
今年去发现柏林更重视仪式了,红地毯上能看到更多的明星。他们还安排了Photo call流程,所谓Photo call,就是专门给你一个区域,一进去人们就嚷嚷:看这边,看那边……好多记者给你拍照。我们的演员有了一种特别的荣耀感。
它仍然对着装没有要求,但大家都更注重形象了。以前我参加这些电影节,最贵的也就是去戛纳买过一身一万五千元的礼服。
今年去柏林不同,英国KNC赞助了全套礼服,具体价格我不知道,但肯定比以前的贵多了。我们在饭店试衣服的时候就乐,穿着礼服,皮鞋擦的倍儿亮。平时穿不了,这时候就好好体验体验。
青年周末:戛纳似乎更重视着装和走红地毯?
王小帅:2005年的《青红》让我们也进入竞赛单元,走了红地毯,接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戛纳给电影人的荣耀感全世界最强。比如要求电影人甚至记者、观众都必须穿上礼服或者时装感很强的衣服,穿西服打领带都不行。如果观众这样穿,必须回去换上礼服和领结。有一次我去看电影,穿着唐装,门卫还不让我进。我就跟他解释,这是中国的最隆重的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