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
明朝开始就有名家题跋
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色
说题跋是从乾隆开始开创的风气,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包括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既是书画家,也是大鉴藏家,今天存世的许多前代名迹上都有他们的题跋。这些题跋目前已成为研究这些大画家艺术理论、鉴定方法、鉴定水准很重要的资料。相形之下,乾隆的题字确实比较多、盖的章也比较多。但在今天,这些东西反而无形中增加了原作品的附加值,成了一件好事。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在今天的拍卖行,只要有乾隆盖印的,即便这个画得不是很好,也是价值不菲。
留白对于传统中国画确实非常重要。所以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可能会在手卷的最后专门留个地方来题跋,不太会写在画心的位置。如果说乾隆做的有点稍稍过分的话,就是他喜欢在画心题跋。但是就我目前见过的书画作品来看,说乾隆的题跋对这个作品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没有看到过。
另外需强调的是:中国画和西画完全不是一种表达体系。西画的画家通常只会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简单签个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幅油画上写着一长串的英文或者法文字母,那会是非常不协调,毫无美感可言的事。但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它特别讲究一个诗、书、画、印相结合,这是一个与西画完全不同的文化风貌。也正是因为诗、书、画、印共同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方面,硬是将中国画和西画做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广文:
古玉上刻御诗是破坏行为
现存清代宫廷玉器中,刻有乾隆题诗的古玉有很多。乾隆那个年代对古玉的识别和鉴定非常困难。乾隆根据《周礼》的记载,把新石器时代的古玉普遍认作是西周的,目前台北故宫所藏的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玉圭就是例子,不仅年代搞错了,而且乾隆认为它不是圭,是尺。这些认识都以诗的形式被刻在了玉圭身上。
乾隆作为一个皇帝,“理所当然”地觉得宫里的藏品都是他个人财产,想怎么样都可以。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如此。从明代开始,很多的收藏家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自己的藏品进行品评。不过大部分人是在作品的附件上进行一些解读,或者将藏品放到匣子里,然后在匣子上刻诗——不过这样也有隐患,会出现藏品和附件分离的现象。乾隆的选择是将自己的考古探索和心得直接刻在古玉上。我分析他这么做的心理,一是他有独自占有这些东西的想法,二是希望自己的品评和作品共存亡。这样的做法客观上无疑对文物造成了破坏。
但现在有个现象:凡是带有乾隆刻诗的,有宫廷收藏印记的文物,往往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也正因此,乾隆对古玉的破坏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现在拍卖行里,有人为了卖个好价钱,就把乾隆的诗刻在各种假文物或者真文物上。这已经成为玉器收藏界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了。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乾隆在对文物的收藏、整理和保护方面,确实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清代的宫廷收藏比较成系统,和乾隆喜欢“乱涂乱画”的习惯有一定关联。同时,作为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乾隆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使我们对文物本身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楚,也对当时的收藏文化和社会风气都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