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与乔海燕是凤凰的同事,我在凤凰卫视,他在凤凰网。凤凰网经常与我们新闻评论部门合作,就这样相熟了。看了他《随记光阴》的文稿,才知道我们都是“知青一代”,“更有承受能力的成熟一代”。
这两年夏天,中国北方的旅游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去新疆一带的减少许多,而东北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可谓盛况空前。从北京前往哈尔滨的火车票,提前十天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从北京等地飞往中国最北端的城镇漠河的航班,更是一票难求。2008年刚开通机场的漠河,则是一床难求,许多人只能屈居简陋的小旅店,因为去那里的游客数量从早先的每年两三万人,暴增到现在的三十万人。
不过,在去黑龙江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或者避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回离别四十多年的“上山下乡”之地。对他们来说,这片留下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下他们辛劳、奋斗、激情、热汗、血泪、伤痛——还有许许多多爱恋和思念的地方,不管在后来的回忆中是怎样的苦甜酸辣,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所以,这两年出现了这些老“知识青年”重返黑龙江北大荒、大兴安岭故地的高潮,有的更成双成对、携儿带女,甚至还有孙子孙女,一起参加当年“老战友”的难得约会。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高潮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之后,估计有两千万大中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我四十四年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前后十年。前几年,我们一群上海的老知识青年一起到黑龙江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活动,最大的感触就是“知青”早已不年轻,较老的如我们那样的“老三届”(1966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和初中生),都已过花甲之年,头发早就斑白脱落。哈尔滨的知青艺术团演出了一台回忆知青岁月的歌舞,他们个个全力以赴,颇为精彩感人,但他们中最小的也已五十一岁,那正是知青一代中最年轻的了。
同上一代相比,知青一代在“文革”动荡当中成长,在改革开放当中成熟,较少受到传统教条和旧体制的束缚,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国际视野。他们吃过苦,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讲求实际却又不失理想主义色彩。
也许,在当今中国各类人群中,老知青是最抱团的。2009年8月11日,中国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在黑龙江边的历史名镇瑷珲县城举行开馆典礼,从各地赶来的老知青竟然超过千人,远多于预先的安排。那几天当中,每天都见到“老战友”抱成一团的场景,还不断有当年知青插队村子的老乡赶来寻找他们,见面时又是另一番的百感交集。
知青会聚,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依旧大有分歧。有人坚持“青春无悔”,认为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但更有人认为那只是“文化大革命”大灾难中的一幕,知青和家庭、社会都深受其害。但无论如何,老知青四十年后回首以往,已可以比较理性而平衡地思考那段岁月了。
在知青博物馆开幕等系列活动期间,我在一次关于知青的讨论会上,言及知青一代要抓住时机多做点事情,包括整理知青历史、“文革”历史,留给后人。后来在四川,同为知青的樊建川兄也深有感触地呼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加紧做事。
当年的知青即使进入老年,仍然会是视野和心胸开阔的一代,也是仍然抱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不信,请看那次四川聚会的论坛话题: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不过,与会者中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表述,认为应该改为“民族使命与个人命运”。确实,在这一代老知青的思考中,不会再只有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个人的完善才是最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