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证明淹城古遗址就是奄国的领地,考古工作者还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淹城内外,散布着上百个土墩,其中有三座土墩最大。民间传说,这三个土墩分别叫头墩、肚墩和脚墩,它们是奄君女儿的墓,考古工作者首先对头墩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头墩是一座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的大型积炭墓,墓中棺椁葬具均已朽尽,唯有朱红漆皮依稀可辨。
根据现场分析,专家认为这个墓里可能使用了棺木一类的葬具,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棺木已经腐烂掉了,仅剩下漆皮。另外,在整个墓的底部,发现了大量的积碳,积碳的厚度达到50厘米左右。木炭的主要作用是防潮跟防虫,头墩墓的出土表明,这个墩子的性质是墓葬,同时这座墓葬出土文物之多,规模之大,是目前所发现的墓葬中间所没有的。
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近300件。这是同时期同类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从淹城挖掘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七件套编钟、三轮铜盘等大量青铜器皿,足以能证明主人身份的非同凡响。
通过考古发掘,从墓里出土了五六十个陶纺轮,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男耕女织。一般来说,纺轮出土于女性墓的可能性最大。
发掘出的文物似乎与传说相吻合。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延伸,专家们对墓葬不禁产生了疑惑:比如山东的淹城南迁的话,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过来时候肯定是要带一批器物,或者有关的一些书、一些制作器物的技术等等,但是从整个考古材料看,没有找到任何与山东奄国有关的东西。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墓葬4座,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
依据器物造型和纹饰判断,头墩大墓的时代,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在春秋中晚期。而奄国属于西周晚期,据此可确定淹城头墩大墓的墓主不是奄国人。
在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座属于西周时期的墓室,也就是说,在春秋以前,淹城就有人在此生活和居住。考古工作者从护城河里发掘的文物推测,战败的奄国很可能只是在淹城生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某种突然的变故于春秋中期迁出了淹城。
1959年,镇江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器“宜侯矢簋”有铭文120余字,专家对铭文考证后认为,周初在镇江丹徒一带曾存在一个周的诸侯国宜国。
当年,周成王东征伐奄,奄国越过长江,短期内不可能对周形成威胁,因而周成王未穷追不舍,而是留下一路人马,设立一个名为“宜国”的新国。其目的是对南逃后的奄族进行监视,并伺机彻底消灭奄国。
1981年,镇江市博物馆对武进大茅山和四项山的墓室进行考古发掘,证明奄国在春秋中期偏晚时被宜国所灭。奄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此画上了句号。
史书记载,春秋晚期,也就是公元前547年,吴国设延陵邑时,对淹城进行了利用,将延陵邑治设在淹城。而发掘出来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大多属于这个时期。
就在淹城的独木舟发掘不久,淹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关注。夏鼐先生曾主持并参加了河南辉县商代遗址、北京明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夏鼐先生认为武进奄城护城河中出土的独木舟,根据同层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的文物。但是他认为,独木舟测定结果定在公元前 1055左右,不能采用。他指出,碳-14断代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经C14测定,距今3055年”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淹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大多被最终锁定为春秋晚期,然而,有关淹城的形制与规模仍是争论的焦点。
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淹城符合孟子所说“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王城建筑规模,所以是奄王之城。然而,孟子在这里谈的不是城市形制与规模,孟子的这一段话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他曾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有天时,有地利,但是你不占人和,哪怕是打一个巴掌大的小城你都打不下来。
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东周时,超过10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十多座。其中最大的燕下都达32平方公里,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至于3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
淹城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绝对不是王城的规模,它既不能作为王国城市形制的定规,也不能证明是诸侯造城的范本。(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