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李悦
“《论语》流传2500多年,影响世代中国人。它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这是《于丹〈论语〉心得》封面开宗明义的宣示。《论语》的核心价值只是“修养内心”,以求过上“快乐生活”生活吗?
于丹心得:“修养内心”
我们把于丹教授的所有心得加在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出于丹这本书的主题思想。
第一章天地之道的心得:内视,去发现你的内心。
第二章心灵之道的心得:保持良好的心态。
第三章处世之道的心得:修养内心。
第四章君子之道的心得:返回内心进行修养。
第五章交友之道的心得:修身养性才能交上好朋友。
第六章理想之道的心得:理想之道就是心灵修养之道。
第七章人生之道的心得:人生之道就是心灵历练之道。
看来这七项心得还不能相加,因为项与项之间十分相似,讲的都是四个字:修养内心。抽取任意一项心得都能代表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七项心得只是一项心得的同义重复。于丹教授对“修养内心”的七次重复,是为了不断加深大众的印象,不断加强主题的重量。
于丹教授知道如果她个人去宣讲“修养内心”,完全可能像孔子一样四处碰壁。于丹教授不愧是一位“知名影视策划人”,经过一番策划,她用《论语》包装了自己,告诉大众是孔圣人要求你们返回内心去修养。此法果然奏效,于丹教授不但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连讲了七天心得,而且她的这本仅有六万多字的心得一下子印了六十万册,签名售书还“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了文化名人,一夜之间名利双收。
孔子最具价值的思想哪里去了?
于丹教授只从《论语》中取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边缘思想,不能代表《论语》的主要思想。而她取的这一点儿有关“内心修养”的思想也是对孔子“内圣”与“外王”思想的割裂。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爱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义的成分,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曾对古今中外启蒙思想家的反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最为成熟和发达的思想体系,然而于丹教授对此却没有一点儿心得和感想。
不管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士”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仅仅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而是“道”的承担者。他们自身的价值就在于像顾炎武所说的那样“明道救世”。他们深知自己所坚守的“道”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还代表了积极入世、干预社会、安顿百姓、为民族谋福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社会的良知。
请这些“士”们退回内心去进行修养,就是让社会的良知沉默、泯灭。良知让知识分子们成为捍卫文化价值的群体,他们争取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社会的合理与公正。
于教授还写道:“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并不是因为出现“乍富的阶层”,使我们大众“越来越不满”。我们的不满是因为看到有许多人的“乍富”来得不公正,他们不是靠辛勤的劳动正当获利,而是靠腐败,靠权力,靠权钱交易而暴富起来。莫非对于这些丑恶现象也不能抱怨吗?也不能反对吗?
由于于丹教授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合理”与“公正”的概念,所以即使对分配不合理的质疑也是于丹教授不想听到的。她写道:“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儿女顾不上自己,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了,现在你们都去忙了,连回家来看看都没有时间;抱怨社会分配不合理,说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一个月才拿几十元钱,你们看我孙女,现在一去外企就挣三四千元钱,这对我们老干部公平吗?”
社会分配不合理是存在的,而今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的不断改善与健全,就是为了争取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
曲解《论语》,掩饰生活真相
于丹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如果抛开合理与公正,抛开物质利益,抛开思想的斗争与进步,我们民族的灵魂会是什么模样呢?那只能是犬儒主义式的灵魂。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时代宣传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倒退行为,等于给大众读者注射了强剂量含毒麻醉剂。
如今我国贫富差别日益拉大,弱势人口不断在增加。大量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大众的疾苦面前无动于衷。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时代,对我们的民族形成严重的精神毒害。
于丹若只是不关注弱势群体,危害也还不算太大。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众读者。让他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与腐败群体做斗争,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不必搞什么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成为一群在黄连树下苦中作乐的快乐的庸人。这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
潜心内视并寻求心之所安的思想并不是始于于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着内倾精神,当“外推”遇到了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时,出于无奈和绝望,就只好转而“内倾”。
这种内倾精神难以积极地激励一个民族去寻求对外在世界的系统了解,而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
中国的内倾文化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在寻找人自身的问题上大有差异。西方人把人当成认知对象,中国人把人当成充满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能通向世俗人间,构成人伦秩序,因此中国的政治很难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也就很难建立民主政治。远的不说了,就谈清朝吧,内倾文化影响国人为寻求内心的修养和安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政治上没有民主制度,当西方列强国家的船坚炮利入侵时,我们只得丧权辱国,就连内心的安宁淡然之境也随之破碎了。
以媚俗为目的,只能错误百出
大众读者并不是因为想研究《红楼梦》而去读刘心武的红学,也并不是想研究《三国演义》而读易中天的《品三国》,当然这次争读《于丹〈论语〉心得》也并不是想成为儒学专家。
刘心武不过是个索隐派,硬是要为虚构的小说《红楼梦》找到真实的原型;易中天以史书当武器,去批判虚构的小说《三国演义》,犯的是方法论的错误;这次的《于丹〈论语〉心得》曲解和阉割了《论语》,宣扬了错误的思想。
以上三位文化名人都因错而名声大振。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现象。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有的人会说是强势媒体起了巨大作用。其实,媒体的炒作包装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但起主要关键性作用的应该是文化心理,是大众读者的文化心理的兴奋中枢被一下子点击中了。
美国学者理查德·凯勒·西蒙在他所著的《垃圾文化》一书,明白指出:“所谓的‘垃圾文化’,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读了刘心武、易中天和于丹的大作之后,我更理解了理查德教授的意思。原来刘心武、易中天与于丹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将古典文化在新现实当中翻了一下版,虽然是曲解的翻版,毕竟也是翻版,这样就击中了大众读者文化心理的中枢。
刘心武、易中天与于丹等人无论走上“百家讲坛”,还是出书,都是为了媚俗,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媚俗的时代,媚了俗就有听众,就有读者,就能名利双收。
欲媚俗,就得将古代经典文化作品翻成现代版,翻版的方法就是折散过去文化的全部结构,以期从中找到合适的材料。刘心武是拆散了《红楼梦》,从中找到了秦可卿这么个由头,然后经营他的“大众红学”;易中天从《三国演义》中找到曹操等历史人物为他“品三国”的由头;于丹则从《论语》上找到“回归内心”的由头。然后易中天与于丹再去给“大众读者”制造出“大众文化”。
这种制造大众文化的方式原本是以媚俗为目的的,怎么能不错误百出呢?
于丹误读示例
子贡问政(第9页)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事君数(第40页)
原文: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于丹解释:“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事君数”中的“事”当“事奉”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言寡尤,行寡悔(第44页)
原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
君子不器(第64页)
原文:子曰:君子不器
于丹写道:“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君子不器”四字被实解了,解释成“一份职业”,殊不知《论语》上这四个字是一种比喻,是说君子不要像各有其用的器皿一样,用固有的模式来局限自己才德的发挥,这个比喻强调君子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