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5年中国文化思想界一如既往的纷争四起,热闹非常,无论学术争鸣、思想撞击还是民间活动、大众娱乐,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反映了时代发展中各种思想现象及趋向的复杂性。文章分别以关键词的形式阐述和解读2005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希望能从另一角度挖掘出事物的某种本质。
关键词之一:国学、祭孔、儒教 王心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国学:赞成、反对、疑虑、期待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大陆官方和民间公开祭孔,再次使儒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因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而引发的“国学大讨论”当为2005年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宣称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认为此乃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所在。对国学的这一定性和价值重估,招致袁伟时、徐友渔、薛涌等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徐友渔指出双方分歧出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的甚至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
与自由派对国学或儒学的否定性批判不同,蒋庆、陈明等“大陆新儒家”认为,国学关涉生命意义、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价值原则,是体现圣人之道的“经学”、“义理之学”或“人文学甚至神学”。因此,他们反对以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
自“五四”至“文革”以来,历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性否定的国人,对“国学”的理解和心态颇为复杂。在今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急需走出旧有的思维模式,即将中西文化之别简单化为进步与落后,将中国现实问题归罪于历史和文化。
祭孔:“复古倒退”还是“拨乱反正”?
2005年,民间自发举办的各种祭孔活动纷纷展开。康晓光认为“祭孔所象征的政治蕴含还是比较清楚的”,并呼吁应该将之上升为“国祭”。对此,徐友渔等学者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不符合宪政。徐友渔坚持认为“只讲家族、血缘关系,不讲法律和政策,轻视妇女、包办婚姻等陋习,一定和传统文化有关,而要搞基层民主,要厉行法治,则难于从传统那里得到支持”。“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得救和复兴在于认同和实现科学、民主等价值,这是不懈冲破孔学等传统的桎梏才做得到的”。如徐友渔这样对儒学非历史化、简单化、凝固化的理解和批评,在受西化影响甚深的学界很有代表性。
祭孔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尊重,对师恩的感念,对道德的高扬。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祭孔不仅是隆重的国家级大典,民间对孔子的祭祀也极为重视。今天重新恢复对孔子的祭祀,是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命运,就如其代表者孔子的命运一般,曲折多变,令人感叹。
儒教重建:基督教?国教?或者公民宗教?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儒教根本无法应对当代社会生活,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这些看法,蒋庆、陈明、王达三相继发表文章予以辨明。
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蒋庆充分肯定了儒教的治世功能和国教地位。王达三则强调儒教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关系,希望通过儒教建设,使其肩负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诸多现代性因素的有机续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能有机连贯和内在统一。针对这些“儒教国教”论说,学者秋风著文表示置疑。秋风希望儒教复兴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全发育和政治上的宪政转型是有益的,他反对借助国家权力来树立国教。
与蒋庆等人主张的“儒教国教”说不同,陈明力主“儒教之公民宗教”说,强调在组织上、情感体验上淡化儒教的宗教属性;在价值上、实践上强化其对精神和行为的塑造指导作用。
这些思想观念的碰撞,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达到高峰。倾向基督教立场的何光沪、李向平,倾向自由主义立场的袁伟时、秋风、杨阳,倾向保守主义立场的蒋庆、陈明等直接对话,有差异也有共识。
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儒学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和民族的命运来说,对于生活的健全和丰富来说,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
关键词之三:郑家栋、方舟子、周叶中 ★冼岩(独立学者)
郑家栋
2005年6月10日,学者郑家栋因涉嫌走私七名女子到美国而被逮捕。此事件因当事人的“儒学大师”身份很快成为学界热点。一些人试图以此指证儒家道德教化的虚伪或无济于事。顾思齐撰文称:“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针对因“郑家栋事件”而来的种种攻击,国内儒学界主流予以回应,一方面阐明儒学研究者不等同于儒者,前者以研究学问为业,后者以践行理念为志;另一方面申明郑家栋个人事件与儒学研究者群体无关,更与儒家理念无关。
即使对保守主义和儒家抨击最力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发出了理性声音。学者徐友渔认为:“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
中国学术界、评论界能够从最初的相互攻击到最后的趋于理性一致,这是近年来罕见的风景,这也是“郑家栋事件”的意义所在。
方舟子
方舟子历来是惹争议的人物,进入2005年,围绕方舟子的争吵更趋白热化。
作为以“学术打假”为己任并因此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方舟子为人忌恨、遭人非议不足为奇。学术界不能容忍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管是出于学术腐败的方便还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尊严。媒体与方舟子的交恶则始于方舟子对自由派人士的批评,在流行媒体充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背景下,方舟子对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被视为是“专制的帮凶”。
在这个学术腐败肆无忌惮的时代,中国需要方舟子嫉恶如仇的声音。那些指责方舟子专横、武断的人,不应该由此得出否定“私人打假”的结论,而应该致力于更加客观理性的“学术打假”。毕竟,站在方舟子背后的,并非权力,而是多少次与学术腐败相拼搏而凝聚成的公信力。
周叶中
2005年11月23日,王天成的《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作者指称周叶中与其学生戴激涛在两人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中,抄袭了他在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旋即,网络又爆出周叶中与其学生江国华将同一篇论文分别单独署名发表于不同学术刊物。
对第二件事,周叶中迄今未有辩解,他只对第一件事辩称:其著作原本有标明引用出处的注释,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删;注释之所以被删,是因为王天成的“身份”。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自圆其说。真相可能很简单,两件事都折射了当今学界的一大潜规则: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能力与成就拥有所有权。学生为“出色完成”导师选题,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也属寻常。因此,“剽窃”一事周叶中在事前可能并不知情,他只是按惯例将学生成就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他作为“第一作者”当然无从卸责,于是以上述拙劣借口作为掩饰。
剽窃是当前学界痼疾,周的做法既非最恶劣,也非最无耻,只不过因为他的显赫身份--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因曾为中央政治局讲课而被某些媒体称为“帝师”--“剽窃”事件很快成为学界及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遭到了民间最猛烈的炮轰。(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