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原的选择及陵邑的设置,实为一石三鸟的战略决策
西汉主陵区选在咸阳原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置陵邑以作京师屏障。西汉前期,刘汉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关东豪族;另一是掠夺成性的匈奴贵族。咸阳原正当长安北首,当时通往西北的两条重要交通线,都是从长安出发,渡渭水、逾咸阳原通往西北。汉初匈奴多次入侵,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骑兵曾沿上述路线直达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和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北),京城长安受到严重威胁。
帝陵选在咸阳原上,广置陵邑,大批迁徙关东豪族,即将这些蠢蠢欲动、梦想复辟的六国旧贵族置于西汉统治者的严密监控之下,同时迁居咸阳原的数十万户,也为京师长安的北门户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南侵的坚强屏障。这项强制移民的国策从汉高祖刘邦时便开始实行,据文献记载,长陵邑中人口多至十万。故咸阳原的选择及陵邑的设置,实为稳固政权、一石三鸟的战略决策。
此外,西汉帝陵规模宏大,设施复杂。规模中等的阳陵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面积约12平方公里,前后营建长达28年。汉高祖长陵规模比阳陵更大,汉武帝茂陵仅从53年的营建时间就不难得知其建筑规模之大小、工程项目之多寡。皇帝安葬及其各类祭祀活动也礼仪繁复、耗费惊人,囿于当时的人力物力及运输条件等,主陵区选在距长安较近的咸阳原上,无疑是明智之举。
皇帝本人的情感因素对帝陵选址也起决定作用
令人疑惑的是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它们虽然离长安城不远,但为何弃绝了风水绝佳的咸阳原呢?
霸陵是文帝生前预作的寿陵,在选址上,不可能不掺杂有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汉文帝颇为念旧,他由代王而登基,在位23年。代位于长安东北的河东地区,正是因为代这个边陲小国为他在风雨如晦的吕后时期提供了避难所,并因此而得承汉祚,故文帝本人对代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位很少出巡的俭朴皇帝生前曾多次巡幸代国,并将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儿子刘武和刘参封为代王和太原王。当刘武徙为淮阳王后,文帝又徙封刘参为代王。文帝念代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很可能正是由于文帝思代心切,并进而由来路想到自己的后事,故选择了近在长安东郊、地势高亢,且能望见去代之路的白鹿原头,作为自己的归宿地。
汉帝王墓室结构解剖
考古资料显示,“黄肠题凑”是汉代天子葬制。“黄肠”即去皮后的柏木,特指墓葬中椁的材料和颜色;“题凑”指墓葬中椁的形式和结构,将黄色柏木心材端头都朝向内方。黄心柏木材质优良,抗腐性强、有香气,适宜于营造墓葬。北京大葆台汉墓发现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其墓葬与棺椁结构保存较完整。该墓由外藏(包括墓道、甬道、外回廊)和内藏(包括前室、后室和便房)组成。墓室的中心是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黄肠题凑系用长0.9米,宽、厚均为0.1米的柏木条横向排列垒成,顶端用压边木加固。它为我们了解西汉帝王墓最核心的部分,提供了一个形象的参考依据。
从宣帝杜陵的选择,也可看到皇帝个人情感因素的作用。宣帝是武帝卫太子之孙,因巫蛊之祸导致卫太子一门败灭,宣帝流落民间,后被霍光等辅政大臣迎回,承昭帝之绪登基称帝。宣帝的直系亲属如曾祖母孝武卫皇后、祖母史良娣、父史皇孙、母王夫人皆因“巫蛊”之祸遇害后葬于长安城东南,基于“旁近祖考”的传统风俗,另杜、户之间的杜东原是宣帝生前最喜欢的地方,这些都成为宣帝择陵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汉十一帝陵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位置排列,纯属必然中的偶然因素所致。必然是指西汉帝陵的选址继承于传统葬俗,受制于风水思想的影响和政权稳固的需要;偶然则指皇帝本人的情感因素的影响。因此,与其将西汉帝陵的分布牵强地说它是与贵族公墓制相适应的昭穆制度的产物,毋宁说是把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地理形势、政治需要和帝王个人好恶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