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间,中国曾有五年没有皇帝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这个说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如果仅仅是问汉代的治国方法从秦代学到了哪些东西,那么,把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所发现的秦简一千余支的内容和过去发现的许多汉简的相关内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如果不是谈具体内容,而是评论其精神,则可以说,是刘邦对反秦大业的背叛。
从大泽乡起义开始,到处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国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在秦制中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资借鉴之处,在受尽了秦制的迫害之后,都会发出“除秦苛制”的怒吼。刘邦初入咸阳,也对关中父老作出“除秦苛制”的承诺。
说起秦制,人人切齿,谁还会去继承它。过去秦人对六国制度文书是一把火烧光,刘邦初入咸阳,萧何能够耐心地收集秦的图籍,已经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只是作为参考,实在没有继承秦制的必要。因为秦制以严酷出名,自是损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战,大家万众一心,旨在灭秦。所以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见过咸阳宫廷的刘邦已经做起了皇帝梦。灭秦之后,刘邦衡量当时的局势,自己一无实力,二无条件,暂时不可能与盟主项羽公开敌对,只有接受分封,以后从内部进行破坏,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这时他的根本态度,已经从反秦转为反楚。这与天下人的愿望是对立的。以后五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反楚,使出浑身解数,挑拨离间,又打又拉,从内部瓦解楚王朝阵营,围攻盟主项羽,一定要置之于死地。当时有许多人上了他的当,看不清反秦还是反楚这个大方向,只去计较个人之间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着他跑。结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
如果在抗秦联军灭秦之际,秦还在实行皇帝制度,联军是在接受秦军投降的时候连这个制度一起接受下来,暂时实行,以待整改,犹有可说。但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从此彻底抛弃,中国已经五年没有皇帝,皇帝迷刘邦却宣布帝制复辟,重新登位,这是刘邦对起义的背叛,对抗秦大业的背叛,对楚王朝的背叛,对所有楚人的背叛,对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因为项羽对人宽厚,多次放过刘邦,让他死里逃生。如果项羽稍微厉害一点,他也就人头落地了。在鸿门宴上,项羽完全可以对他问成死罪,你不过是个先遣队伍的将领、前卫司令官,为什么在进了函谷关之后,闭关拒守,不让联军大军进关,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刘邦在战场上也多次负伤,被打死的机会也不少。
如果刘邦死了,估计不会有别的野心家来复辟帝制。因为野心家历代都有,但是像刘邦那样老奸巨滑的野心家并不多。如果当时不出刘邦这种人,或者他在打仗时打死了,那中国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国都没有皇帝,为什么中国必须出皇帝?外国也有君主,也出现过专制,独裁现象,但是他们的特权都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外国的emperor或king都与中国的皇帝不同,在他们之上,有神权或教权,在他们之下,有民权。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神权(教权)、君权、民权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决定也就比较慎重。
中国人是个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民族,到了战国时代,比较成熟的宗教还未产生,民间学者在政治理想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说,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说法。如果正常发展下去,民权逐步抬头,君权逐渐让步,可能会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现,秦国引进“西戎之法”,建立皇帝制度,上面一刀砍断神权,下面尽力压制民权,放任君权疯狂扩张,出现了畸形的一人专制制度,而又强行推行于中原地区,于是引爆了天下人与秦帝国的大冲突。秦人把外来的皇帝制度强加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肯定是一种失策,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只能是付出亡国灭族的代价。
如果刘邦败死,中国也就不会再出现帝制。有可能出现由楚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中国在三千多年前能够出现周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不能出现楚王朝领导的联邦政府呢?周王朝兴起时,其面积人口还赶不上战国晚期的楚国。
在战国晚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来。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和谐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底色。当时的楚国版图很大,民族众多,南方的苗蛮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较早的地区,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带头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全国各地就会平衡发展,不会出现后来汉唐各代重北轻南的现象,特别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远在秦汉之前,他们已经扬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东至复活节岛,南至新西兰,西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都有他们的后裔居住。
如果在两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带头向海外发展,我们很快地就会成为海洋大国。秦秋时期,吴、越等国向海外发展,并未受到周王朝的压制;到了秦汉时期,旱鸭子大王朝才限制海滨居民不得随便出海。战国晚期的楚国没有及时崛起,却让残暴的秦国一度横行,令人深感遗憾。总之,刘邦复辟成功,对于本不适用于中华大地的皇帝制度进行修修补补,让它带病延年,拖了两千多年,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