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张恒先生您好,您寄给我们的精美书签我们已经收到,十分感谢,我们也为您寄去了河北武强的年画,聊表谢意和新春的问候,不知您是否已经收到?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都好!
每年,中国人都要在热闹的爆竹声中辞旧迎新,这样的习俗恐怕会永远继续下去,因为这当中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魅力。说起传统文化,如今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国传统经典及历史类书籍倍受青睐;电视、网络等媒体中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一个普遍的声音,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国人正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心灵的家园并汲取前进的力量。在本期《视点》节目中我们就和您聊聊相关话题。
记者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看到,大多数参展的出版社都设立专门展台,推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类书籍。有像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类的《三字经》、《弟子规》,有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还有许多古代名人传记,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的图书,这类书籍从书名上就能看出来,如《中庸――管理的艺术》、《帝王学的智慧》等等。更有一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第一部手绘五千年历史演绎系列丛书,宣传广告上说该书适合6至99岁的公民阅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
当代世界出版社社长宋祖德告诉记者,这类图书的订货量,占该社全部订货量的三成以上。
“传统文化这块现在是比较受欢迎了,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读者在这一块的需求量比较大了,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比较多了,感兴趣的人也比较多了。在这一块,人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应该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回过头来了解自己是很自然的。我个人感觉,目前在(传统)回归这一块仅仅是一个开始,还远远不够。”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进入近现代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越来越少。不过,这种情形近年开始有所转变。
朱利勇先生在一家外语媒体工作,在工作之余他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在民间复苏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说:
“我自己学的外语,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在跟国外人的交流中,他肯定会希望你对中国文化做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你就是中国人。但是我自己又谈不出来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了解。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的东西就是书本的那点东西,了解得非常肤浅。我们的思维方式、所接受的知识主要都是从西方获得的,对自己(民族)以前这么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实际上了解得非常少。所以现在把以前我们忽略的东西重新挖掘出来,了解它精髓的东西。”
不久前,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栏目《百家讲坛》成了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火爆节目。很多学者开始在节目中讲解评点中国传统经典,他们将古代的思想智慧与当下的社会人生相结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对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论语》进行新的解读,这本书创造了40天销售150万册的销售纪录。于丹认为,公众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温暖和人生坐标。她说:
“我们今天由于这个时代太变化了,人心中那种惶惑、浮躁、嘈杂越来越多的时候,返朴而归真,人们反而喜欢一种朴素、坦荡、温暖、草根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还原经典的体温,还原经典本初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想21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什么形态,最健康的形态就是多元化,当西方文明在我们这里能够深入人心的时候,中国古典也同样在苏醒。”
中国传媒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袁庆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苏是价值重估的体现,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他说:
“这是一种历史典籍价值重估的体现。这种重估的行为并不是今天(相关图书)热卖才体现出来的,或者说到了2006年、2007年才出现这种重估。事实上这种重估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袁先生认为,在任何时代的人,都会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头去看,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不断回头去看自己,从自己的根源那里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汲取整合其他文化、其他民族优秀东西的能力和信心。
正象袁庆丰先生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是一个自觉、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就是从重估走向重建。其实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的潜流一直在中国民间涌动,有人认为,“私塾”在中国当代社会的重塑也许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
薛岩汲是菊斋私塾的发起人,生在中国的大城市哈尔滨。从小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的他,在考大学时却选择了当时热门的金融专业。经过几年的工作,事业虽然还算顺利,他却一直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薛岩汲终于还是决定放弃工作,2005年,薛岩汲一个人来到苏州办起了私塾。
“记者:当初由一个金融专业的毕业生转而从事私塾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薛: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吧。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这个爱好很多年都没有丢下,想从事一些和它有关的工作,把兴趣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05年的时候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应该是有需求的,所以想投身这个,做出点事情。初衷也很简单。
记者:为什么选择苏州?
薛:传统文化在南方特别是苏州、杭州整个氛围还有一些古典的特色,觉得挺融合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苏州起一个点的作用然后再辐射一下整个长江三角洲,向其他地方推广,这是一个总体的考虑,至于能否实现还不一定。”
2005年10月,苏州第一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班授课。而此前,有关河南、安徽、哈尔滨等地现代私塾的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这些现代私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教育当中的德育功能。现代“私塾”正是以这种姿态进入了当代国人的视野。
“记者:您认为现代私塾和古代私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薛:不同之处很大。现代私塾所承载的责任远远不是私塾两个字能概括的。现代私塾承载的功能应该是传播传统文化,而古代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启蒙教育机构。
有关调查表明,虽然多数家长表示不会将孩子送到私塾上学,但他们对新私塾的尝试仍给予了认可。
“记者:办学一年多来,有没有压力?
薛:压力有几方面。政府方面的压力是没有的,苏州当地应该是很支持很宽容的。私塾本身来讲遇到的压力一方面是自身的,民间办学所有资金来源都要自己筹措,事情要自己解决。另一方面是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不是特别理解和接受。
记者:从目前生源的情况看,和当时的预想有差距吗?
薛:生源还可以,但和预想有差距。我预想应该有很多人对它感兴趣也理解,但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差很多。
记者:私塾一方面要经营,要考虑营利;同时还有向学生传达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境界,那么目前在私塾教育和私塾经营之间会存在矛盾吗?如果存在的话,如何协调这种不和谐?
薛:有矛盾而且非常大。私塾是民间办学、私人办学。运转资金需要自己筹措所以必需要考虑到有足够的运营成本,教育又应该避免功利性所以是矛盾的。我想菊斋私塾以后的发展应该是两部分。一部分它起的作用应该是教育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一些经济实体方面的作用,就是用经济实体来弥补一下教育机构在儿童传统文化启蒙上逐渐向公益方面发展。我是这样计划的但初期还不行,初期还需要维持运转,还要有一些收费。”
由于薛岩汲和他同道们的努力,在2006年,现代私塾教育终于被正式纳入了当代中国教育的体系当中。2006年11月28日,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私塾只要按程序批准就可开办。
私塾合法化的消息,给薛岩汲莫大的鼓舞。他说,这可能是中国教育划时代的一个决定,给了他和像他一样的实践者一个继续前进的理由。但他同时也认为,对现代私塾,应采取理性的态度来对待: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私塾的未来前景和它在当前中国教育结构中的位置?
薛:个人感觉也是希望私塾应该是遍地开花各地都有。但是我认为私塾教育在中国教育中的位置比重不应特别大,传统文化应该冷静客观的分析它,作用不能无限制夸大,冷静看它能发挥的作用。它在教育中的位置应该是一个补充的位置。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教育还是应该以学校教育为主,私塾教育只能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境界上起一个补充作用对吗?
薛:对的,是一个补充作用。”
与私塾教育主要面向青少年儿童群体不同,北京国学大讲堂主要面向的是社会团体。
由北京市教育考试指导中心和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学大讲堂成立于去年。据北大人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雷原教授介绍,举办“国学大讲堂”的目的,是以专家讲座的形式,面向社会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把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人类社会存在几个矛盾,一是核武器竞赛,二是人口膨胀。这些问题的出现最后导致人和自然的矛盾激化,因为现在人们只想着外求。幸福的来源是什么?一种是内求就是精神上的需求比如,我学文化,还有一种是外求,我得到足够的财富我心里才平衡,我吃得很好才平衡,坐了好车才平衡。外求和内求失调人和自然不协调,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大、国与国、宗教与宗教间的矛盾加大,人自身也不和谐。这时候必须探索出一种文化,这个文化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探索中发现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中国这套哲学能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天的关系,人就是天,天就是人,人不能不敬畏天,人在发展的同时必须要考虑自然环境,否则人有一天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中国文化里面和谐的东西有个哲学(来代表)就是中庸哲学,任何东西都有度,超过就要向相反的方面发展变化。
那么,什么是国学?国学又能给当代的中国人带来什么呢?雷原教授说,
“中国在先秦的时候从来就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是最高的,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天下为胸怀。后来国学来清朝末年一批学者提出来,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我们在战争中弱于工业文明的国家。我们失败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才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它包括的传统文化比如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倡导的思想比如天人和一,我们与别人相处时是和而不同,正因为和而不同才能和睦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的成功有非常大的作用。诸子百家里面很多方面的内容都比现在的企业管理学要高。它很有普世意义。《论语》中讲的对普通人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少我们可以处在一个家庭祥和,与朋友谈古说今,能在一个小圈子里有很好的发展。”
雷原教授表示,“北京国学大讲堂”想让具有一定学识修养层次的人士都能接触国学,成为面向社会普及国学基本内容的快捷通道。大讲堂还可以根据不同单位、行业、系统的特点和要求,量身定制讲座内容。
此外,雷原教授还建议把国学纳入到中国的小学课程当中,他说:
“作为小学生尤其是13岁以前的儿童背诵是最好的年华,一定要强调时间性,所以我觉得13岁之前的小孩应该多背诵一些东西。《论语》是可以背的,《老子》《孙子》可以语录化作为诸子语录去背诵。背的太多也不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成为国学大师。教育只能是相对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但最基本的东西要掌握像《古文观止》这样读物,一读古文,中文功底就好了。多读些古典散文,文章一定会提高。”
来自中国民间、社会和学界的行动和呼声也反映到最近的国策当中。在中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将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