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保护国家文物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竟擅自拆除上级指定应该保护部分的城墙……今年五月,先拆除太平门到覆舟山后一段,几乎长达一里……实在是不可原谅的一种粗暴行为。”
这是1956年9月23日,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朱偰在《新华日报》上发出的大声疾呼,要求立刻停止南京拆明城墙取砖的疯狂之举。文章记录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明城墙“伤城”史,在那场轰轰烈烈地拆墙取砖“建设新南京”的运动中,尚书村等一批新居民区建立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这座“城墙村”也拆迁了,当年用于建设的5万块明城墙砖重现天日,又将成为修补明城墙的重要原料。从拆墙建村到拆村补墙,尚书村,宛如南京城史的文化断层,将历史轮回背后的故事隐藏其中。
一座村落,一段记忆
今天的“城墙村”原名叫“尚书村”,位于南京市八宝东街,如果不是因为拆出大量城墙砖,恐怕它也和其他被拆除的旧小区老房子一样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由于特殊的建筑材料——明代城墙砖,让这个小区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城墙村如今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里面只有一两户因为补偿问题没有搬走,65岁的高学江一家就是其中之一。老高在这里生活了40年,印象里尚书村几乎没有过变化——一色二层小楼,每户十几个平方,没有厕所,只有公用厨房。这里见证了老高结婚、两个儿子出生,两个儿子结婚,直到孙女出生的三代时光。“城砖”里的岁月,有欢乐也有烦恼。
高学江的爱人唐文英是个不易被生活的磨难所挫败的女人,虽然被拆迁赔偿问题所困扰,但她还是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过门时高家操办的25元一桌的酒席,以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半导体——“三转一响”的标准聘礼。
在没有攀比的岁月,城墙村里的生活是惬意的。然而时光流逝,岁月开始无情淘汰着不曾改变的老街老巷。年轻一代无法忍受城墙村的生活,纷纷外出,但高企的房价,让人无法只用“奋斗”去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回首望去,万家灯火,尚书村被各色现代住宅小区所包围,成为深陷都市丛林的洼地,这样的反差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在尚书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
高学江说,不希望儿子也和他拥有同样一幅记忆画面。采访结束时,他漂亮活泼的孙女趴在屋里的桌子上写作业,这是夜幕下尚书村里唯一的亮点。
一堵城墙,一种命运
唯一不在老高和家人记忆里的,恰恰正是这些曾经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城墙砖。在老高的叙述里,“砖是拆城时候弄来建的。”这是唯一一句尚书村建村的口述历史凭证。
然而,“拆城”这两个字,对于南京明城墙史专家杨国庆来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54年7月的一场大雨,导致南京部分城墙倒塌,造成了棚户区居民的死伤,为了保护城墙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现场调研,制定了一个以保护城墙为目的的解决方案。杨国庆告诉记者,方案中对特别危险的城墙段进行了局部拆除,1955年1月初就拆了2.4公里城墙,这是第一次拆城。
1956年,当时的市建设局订购了一批用于城市民房改建的砖块,但由于1955年的冬天非常冷,很多砖坯冻坏了,不能正常提供使用,直接影响了1956年的城建计划,于是有关部门就用1955年拆了的这批城砖,帮助1956年的城建计划,尚书村就是1956年到1958年大规模拆城时候建造的小区之一。受到此事启发,加上1956年城市建设砖块又缺少,有关部门就打报告继续拆城。杨国庆说,1956年的拆城取砖是在几个地点同时拆,但很快出现了扩大化,拆了当时不允许拆的地方,太平门就是这样被拆掉的。
杨国庆看过拆城时期的会议记录,他叹息道,每个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当时很多专家都为拆城鼓与呼,比如1954年年底专家会议上还有学者说要拆中华门,理由是,人们可以从中华路直接看到雄伟壮观的雨花台,缅怀革命先烈,为什么要让中华门挡住呢……
当时有清醒认识的人并不多,时任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就是其中一个,而朱偰的个人命运也与南京城墙砖纠缠在一起。
痛心于城墙被毁,朱偰在1956年9月23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严厉批评了南京拆明城墙行为。文章反响很大,拆城暂时停止了。但1957年朱偰被打成右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朱偰的仗义执言被视为“借保护城墙之名,攻击党和政府”的“罪行”,拆城终于得以继续,直到1959年市委书记彭冲明确批示后,南京大规模拆城工作才停止,但是小规模拆城余波仍在。
杨国庆说,有远见卓识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好在有他们的存在,南京的城墙才没有遭到彻底拆除,后人也得以看到如此雄伟壮丽的明城墙。
一块城砖,一部历史
如今朱偰已故去多年,尚书村也将和拆城运动一起成为历史,但是,拆出的明城砖却依旧“活跃”。
周初云是南京的城砖爱好者,他看来,一块城砖就是一部历史。可能是湖北可能是江西,城墙砖在那里诞生,顺着长江来到南京,此后历经600年风雨,见证王朝更替,也遭遇自身与城墙的分离。600年后,当这块砖从废墟中被捡起,600年前砖头上的名字清晰可见,成为今天活生生的历史,无声地讲述活生生的故事……
周初云10多年来曾多次造访尚书村,将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编纂的《南京城墙砖文》和尚书村的砖文进行比较研究。
他说,《砖文》是目前最权威、也是收集资料最全的明城墙砖文研究参考,收录的城砖资料、种类、人名最全,但尚书村里巨大的城砖体量仍旧为发现新资料、解决城砖铭文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比如《砖文》里记录了一块城砖,铭文是“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勖司吏徐用汉阳县丞郭宗器司吏邸忠作匠□季一人户郑伏”,其中作匠姓辨识不清,但尚书村里出现的一块城墙砖,却清晰地记录了“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勖司吏徐用汉阳县丞郭宗器司吏邸忠作匠姜季一人户陈正”,两厢印证,不仅可以基本确定作匠名字“姜季一”,还增加了一个“人户”的名字“陈正”。
作为明城墙历史研究的专家,杨国庆认为此次尚书村城墙砖的回收,会为城墙的修补起到一定的作用。南京的明城墙和国外的古城墙不同,明城墙因为城砖印有铭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即使人为复烧也成本巨大,而且用机器很难复制出单块体量巨大的城墙砖,因此,收集旧砖的意义就尤为巨大。
他说,在未来的使用时,明城墙砖将不会用在踩踏部分的修补,而是用于外立面,起到展示的作用,让少量的城墙砖发挥最大的作用。周初云也呼吁市民贡献手中收藏的城墙砖。他说,城墙砖看似挺多,其实数量有限而且越来越少,文物贩子早已盯上南京的明城墙砖,一块品相好的袁州“白瓷城砖”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几百上千元,这让城墙砖的回收越来越难。尚书村的拆迁工作人员也曾私下对记者表示,现在一到夜晚就有不明身份的人来到尚书村偷砖,防不胜防,照此看来,尚书村的城砖要想回“家”——重新回到明城墙上,还得经历一番磨难。(本报记者 徐 宁 本组图片:尚书村最后4栋房屋正在拆除。 本报实习生 王艺澍 本报记者 万程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