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使许多士子只知四书五经、时文范本,不识其他著作。而充斥当时文坛的多是“台阁体”、“理气诗”。前者是粉饰现实、点缀太平的无病呻吟,“陈陈相因,遂至□缓冗沓,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后者确为“击壤打油,筋斗样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迂腐庸俗,诗味索然。
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提倡复古,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除李、何之外,志同道合的有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总共七人。为把他们与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前七子”。
他们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他们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前七子所长在诗。他们继承了高棅《唐诗品汇》中的“四唐”说。“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盛唐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中唐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晚唐是唐诗的夕阳期。
尽管这一划分停留在诗歌文本的演变,没有深究变化的脉络和演变的缘由,只是为学习唐诗者提供实用的门径,但是,这在当时不但指引了明朝学者,直到后世唐诗研究也一直沿用“四唐”概念,成为唐诗学知识结构中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关键性概念。
前七子对诗歌形式的演变和外因的作用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运用高棅的“四唐”概念分析唐诗“体制”,对诗歌艺术理想从诗歌话语体制的角度予以固定,并将这一理想范型定位于初唐和盛唐。并以确立理想范型与时间性概念结合,从话语“体制”入手论诗歌变化。前七子的诗歌理想是初盛唐诗歌中心论。
前七子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 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明朝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唐寅等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比不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