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路过一家影城,想找一部纪录片看看,回答是没有。
中国的纪录片从业者,好像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处境也是十分尴尬的。几个月前,纪录片《百鸟朝凤》的制片人方励,为了争得一些票房,不惜在自己的微博中直播了下跪磕头的全过程,让人震惊不已。对于方的举止,不管批评也好,蔑视也罢,有个实际的数字,却不能不说,老方这悲催的一“跪”,竟然跪出了接近一亿元的票房,于是又有人说,纪录片虽然属于小众,但还是相当好的潜力股,只不过院线的经理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纪录片是否会像某些中外大片一样,也能创造出一项项票房“纪录”,我不敢说。但就我个人而言,对纪录片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投资虽比不得大片,但消耗编导与制作人的时间、精力以及智慧,乃异常巨大,且其所纪录的终归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它只有唯一性,而永远也不会落入同质的窠臼,就如二战中那些珍贵的影像一样,每一个镜头,都沾满了血泪。
中国的纪录片,近年来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2000年,一部只有160分钟的《最后的马帮》,向人们讲述了一条鲜为人知的驿道,还有那个被大山阻隔的民族——独龙族,他们于社会变革的阵痛中,在高黎贡山上,演出了最后一幕马帮的悲壮故事。我不知道别人观后有怎样的感受,反正我是被深深地感染了,特别是那位打扮和长相都有些男性化的母亲,牢牢地楔入了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虽然我至今叫不上她的名字。这部记录了“正在消逝着的历史”的片子,曾在德国及荷兰的电影节上屡获大奖,而在国内,则少有人知,不能不说是种遗憾。还有一些纪录片,如描写自然与地域风情的《长白山》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我在看过《梁思成林徽因》,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执著、坚韧、豁达而又浪漫的伉俪,淡出我们的视野已经太久太久了,他们一个是文弱书生,一个是床头病妇,但其躯体内所蕴含的能量,也即文化的力量,却是少人能比,以至于许多国人今天回望他们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且试着体验他们高远深幽的精神境界时,竟有了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恍惚和困惑:这样纯粹的人,当真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过吗?同时或许还要发问,假使他们能够活到色彩缤纷却又满是诱惑的今天,对诸多问题又将持何种态度呢?是宁静淡定?还是随波逐流?是稍安毋躁?还是沽名钓誉?是肩扛责任?还是玩世不恭?变革的时代,人们总要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恰如一条条河流,虽然百川归海,却各有各的渠道,各有各的乾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
而纪录片如何走向电影市场,还真是个“方励式的问题”。央视的纪录频道,开办了好几年,对培育纪录片观众,是有益的,但毕竟不在院线。上世纪70年代,国产故事片难产,进口的也只有那么几部,所谓的“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明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是也。由于“新闻简报”属加映片,那些年,倒是真的看了不少,只是不知这样的捆绑模式,当下是否还能复制? 周凡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