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玉玺被灭亡西晋的匈奴部、前赵刘聪所夺得。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也画蛇添足在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意思是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后赵大将冉闵杀石鉴自立,建立了冉魏,续而拥有了玉玺。在乱世中,所有的野心家都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希望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贬低、打击对手。听说冉魏拥有玉玺,北边的鲜卑族心理不平衡了。81 公元352年,鲜卑族慕容儁为得到传国玉玺,南下攻魏。三月,冉闵兵败被擒,五月被杀。冉魏都城鄴城被北鲜卑大军团团围困。冉魏大将军蒋干等人辅佐太子冉智闭城拒守。当时鄴城发生了饥荒,到达了百姓相食的地步。后赵时期的宫女都被饥饿的人们吃光了。蒋干为了解决困境,只能一方面奉表向鲜卑族请降,一方面又派人向东晋的谢尚求救。蒋干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将鲜卑军队和东晋军队都吸引过来,让他们鹬蚌相争。谢尚等人也不是傻瓜。谢尚战前派戴施占据枋头。东晋素无恢复北方故土的雄心壮志,相反更看重冉魏手中的传国玉玺。对于以天下正统自居的东晋王朝来说,传国玉玺是证明自己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戴施接到蒋干的求救信息后,就派了个使者到鄴城讨价还价,说东晋可以出兵援助,但是必须拿传国玉玺来做信物。蒋干犹豫不决,不愿意用传国玉玺来换援兵。戴施见蒋干还在犹豫,在几天后亲率精兵百余人入鄴城助守,进一步欺骗蒋干说:“天子听说玉玺已经到了我手中,这才相信蒋干你是真心诚意求援的,调遣军队粮草来救。”蒋干相信了戴施的话,将玉玺交给了他。戴施一拿到玉玺,就密令何融送传国玉玺到枋头,再派遣部将胡彬以三百精骑连夜护送玉玺到东晋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玉玺重新成为晋王朝号令天下的象征。两个月后,鄴城被鲜卑族攻破。冉魏灭亡了,但鲜卑人并没有实现得到传国玉玺,做名正言顺的皇帝的目的。他们的沮丧与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慕容儁干脆谎称得到了玉玺,登基做了皇帝。似乎是为了证明玉玺在自己手里,鲜卑人还信誓旦旦地改元“元玺”。
在这个阶段,称王称霸的人很多,但玉玺只有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很多豪强枭雄自己私刻玉玺。比如东晋朝廷南逃后,就自刻了一个玉玺;此外还有西燕慕容永刻的玉玺、姚秦的玉玺等等。他们私造玉玺的“创意”得到了后世许多乱臣贼子和枭雄豪强的欢迎和效仿。
话说那玉玺留在建康,随着东晋、南宋、南齐、南梁世代相传。到了南梁时,建康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在寿阳起兵叛梁,最后攻占了首都,得到了玉玺。侯景很快被杀,叛乱被平定。但侯景任命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却趁乱拿着玉玺潜逃到了广陵,被一个叫郭元建的人抢走了玉玺。郭将玉玺献给了北齐的行台辛术,辛术再转献给北齐朝廷。传国玉玺遂为割据黄河中下游的高氏所有。后来南陈取代了南梁,但是没有传国玉玺,怎么办?好办,自己刻一个玉玺。于是玉玺越刻越多,每个割据政权都宣称玉玺在自己手中,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亡北齐。传国玉玺进入北周。四年后,外戚杨坚废北周静帝,建立隋朝。传国玉玺成为隋朝的国宝,隋朝将传国玉玺改称为“受命玺”,所谓隋命天授。公元589年,陈朝灭亡,隋朝统一全国。那些私刻的传国玉玺也就统统被隋朝没收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内容不同的传说。说的是侯景死后,玉玺在混乱中被投入到栖霞寺井中。后来寺里僧人将玉玺捞出收存,等到陈朝建立后献给了陈武帝。不过这个传说缺乏依据,很有可能是陈朝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伪造的故事。
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传国玉玺牢固地掌握在皇室手中,被封为国家至宝,没有出现什么传说。唐末朱温篡位后,历史进入了纷扰的五代十国时期。玉玺再次遭遇乱世,厄运迭起。朱温建立的后梁掌握玉玺没几年就被后唐给取代了。公元937年1月11日,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带契丹军攻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曾遍寻传国玉玺而不着,便刻了“皇帝神宝”等两方印玺,聊作安慰。这两方印玺一直到北宋都是皇权的象征。宋朝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发现传国玉玺的希望。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咸阳有个人叫段义。他声称自己在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就是失踪多时的传国玉玺,献给朝廷。朝廷很重视,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认真考证,认定这是“真秦制传国玺”。《宋史》专门记载道: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李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83 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整件事情搞得很隆重,也很轰动。可惜的是,宋史的几处记载都令人生疑。宋史既然一一列举了“玉玺”身上的刻字,但没有提及“大魏受汉传国玺”和“天命石氏”等刻字。而李公麟与蔡京等人的考证方法臆想成分大于严肃的考证。后人更愿意将这个“重见天日”的玉玺看做是想当然的玉玺,认为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事实上,在宋朝有许多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宋徽宗是个昏君,好风雅篆刻,曾经刻了皇帝印玺十方。有人说这是宋徽宗画蛇添足,自欺欺人;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宋徽宗在没有真正传国玉玺的情况下,多刻玉玺,淡化真正传国玉玺的地位。
元成宗铁穆耳时,天下又发生了一次“发现玉玺”的闹剧。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病死,遗嘱由皇太孙铁穆耳回朝即位。当时,铁穆耳以皇太孙的身份和丞相伯颜镇守上都。回大都的路上,右丞相张九思献上“传国玉玺”一枚,说是秦朝相传的国玺,在宋元交界的乱世为元朝大将军木华黎所得。现在木华黎的后裔因家境衰落而卖出。铁穆耳郑重将玉玺收下后即位。但这个玉玺没有被其他人看过,更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可信性可想而知。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玉玺的主意。他派遣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蒙古的元朝残余力量,一大目的就是寻找传国玉玺,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明孝宗时,又有人进献“传国玉玺”。但明孝宗很肯定地宣布自己看到的“玉玺”是赝品而未采用。在明末改朝换代的时候,多尔衮率八旗部队出征蒙古察哈尔部,据说意外地从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传国玉玺。多尔衮凯旋回师将玉玺交予皇太极。皇太极于得到玉玺的第二年改国号金为大清,建立清王朝。当然这个玉玺的出现更多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炮制的。乾隆皇帝好考据,曾对大臣高斌献上来的玉玺进行仔细考证后,钦定其为赝品。他说:“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乾隆将这个假货当作工艺品放在宫殿中储存起来,聊作玩物。
明清两代,不时出现“发现传国玉玺”的传闻。但拿出来的玉玺都是附会仿造的赝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大为改变,不像之前朝代那样看重了。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各种所谓“传国玉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他认为正是人们对传国玉玺的过分看重才导致了仿冒盛行。乾隆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看来,就是做皇帝的人,对玉玺的真伪也看得很开了。
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紫禁城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曾在宫中追索镶金的传国玉玺,的确没有找到。至此,人们相信,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经被慢慢的历史黄沙所湮没了。
考虑到传国玉玺是材质奇特的和氏璧所制,应当流传万年不坏。说不定它正静静埋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等待有心人去考证发现。
作者: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