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戈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兵器,现今,我们还可以从“金戈铁马”、“同室操戈”、“化干戈为玉帛”等成语中,想见戈这种兵器在古时的常见性与典型性。
●标准形制的青铜戈状似镰刀,可横击,也可钩援。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却在我省境内陆续发现了一些不同于标准形制的异形戈。在这次“三普”中,丹东地区就发现了一件奇特的异形戈,引起了省内外甚至是一些国外考古专家的研究兴趣。
●据了解,异形戈目前在国内仅在辽宁有发现,而此前这些发现都在辽西地区,“三普”是首次在辽东的丹东发现了异形戈。那么,异形戈当初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文化含义是什么?这次在丹东发现的异形戈,为考古工作者探解以上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异形戈在辽东首度现身
丹东市考古普查队员在“三普”中意外发现了一件异形青铜戈,立刻引起了省内考古专家们的关注,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专家郭大顺、辛占山、田立坤等都曾到现场进行勘查研究。
一件小小的戈为何引起了专家们这么大的兴趣?
郭大顺先生对记者说:“戈是古代非常特别的一种兵器,同时它也是青铜时代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丹东发现的是一件异形戈,这样的异形戈在我国还只在咱省有。 ”
而且这次发现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从前都是在辽西发现异形戈,这次是辽东地区首度发现异形戈。因此,它对研究异形戈的传播轨迹,以及进一步揭开辽河东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及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件很好的证物。
那么,丹东地区新发现的这件异形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记者来到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博物馆,见到了这件为专家所瞩目的异形戈:青铜材质,与一般的戈相比,它的戈首要大许多,在形制上也有很大变化和不同。
它的尖锋部位与青铜短剑的锋尖很相似;上下胡前半部分相对称,下胡明显比上胡长;柱脊剖面为半圆形;援锋较直较长,起双槽,槽区内铸有不规则的网状纹;阑斜直,内侧靠近柱脊两侧对称分布两个呈不规则圆形的穿,穿孔戈内扁平甚短;戈整体通长为16厘米,阑宽10.5厘米。
这件宝贝异形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丹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海说,它是普查人员从宽甸满族自治县征集上来的。
据那位曾收藏这件异形戈的人士讲,前些年他在宽甸的北部山区工作,一次无意中发现有位农民正用这件戈挖野菜,虽然他当时也说不准这到底是件什么器物,但断定是古物无疑,所以就花钱把它买了下来。
那位持戈挖野菜的农民说,他是在八河川镇东面距一所学校不远处的河边台地上捡到这件东西的,但具体位置已经记不住了。捡回来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根本没当回事,就是觉得用它挖野菜挺顺手的。
先人为何制造异形戈
辽西和辽东的先人当初为何要设计制造异形戈?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戈在我国历史上曾被称为 “古代第一兵器”。古时一度盛行车战,作战时,站在车上的兵士以手中的武器相互格斗,戈在当时因钩击功能强而受青睐,被广为应用。
兵士常以手中的戈钩住敌人的颈部或衣甲,然后借助战车奔行之力将对方拖下车,施以杀伤。
另外,在当时的步兵作战中,戈也是一种常用兵器,敌对双方举戈执盾而进,盾前戈后进行搏击,这在先秦时期是常见的战斗场景。
当然,戈在战斗中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当用戈钩住敌人向回拉时,也很容易暴露自身;而如果采取啄击的方式,则戈的杀伤力又明显不如刀和斧等。
那么,戈为何能获得“古代第一兵器”的美名呢?考古专家分析说,戈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武器,同时还是礼器,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有这么多重要的“身份”,自然就抬高了戈的地位。
在我省渤海湾的北岸曾出土过一件铜柄戈,通长为80.2厘米,重1105克,戈柄铸菱格连珠纹,规整精细。它不仅具有夏到早商时期戈的基本特征,而且有自己的特点:铜柄,戈头与柄连铸,这些都极为罕见,应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那么,我省发现的异形戈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郭大顺先生分析说:“它是兵器,但也可能是一种礼器。”
在丹东地区发现异形戈之前,我省考古工作者曾在辽西地区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梁家营子、锦州伞金沟、建昌县汤神庙乡孤山子村于道沟屯都发现过异形戈。
在梁家营子和伞金沟发现的异形戈,专家估计它们的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或不晚于战国中期;于道沟异形戈是随葬品,1980年前后发现这座墓葬时,其已遭破坏,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现场收集到了一些随葬器物,就包括那件异形戈,现藏于葫芦岛博物馆。
于道沟的墓葬在发现之前已经遭到破坏,但通过与异形戈一起出土的辽宁式铜剑、铜戈、陶豆等文物,还是可以推断这座墓葬的年代应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候,辽西地区就已经出现异形戈这种兵器了。
异形戈代表哪些文化元素
在考古发现中,辽西地区的异形戈常与辽宁式短剑伴出,那么辽宁式短剑与异形戈之间又有何关联呢?
郭大顺先生分析说,从形制上看,于道沟出土的异形戈与伞金沟出土的异形戈是相同的,戈援甚直如同剑身,锋部较长,柱脊直通阑底,有较长且基本对称的上胡和下胡,援身有双槽,阑内侧靠近柱脊处有两个长方形的穿对称分布。但在梁家营子出土的戈就有些不同了,它的援锋较短,下胡甚长,胡起多节尖。我们认为,梁家营子戈的年代应早于于道沟戈和伞金沟戈。
辽西异形戈的戈援两侧起刃,锋部甚长,这与同时期的青铜短剑很相似,又因为它们常伴出,所以我们认为,辽西异形戈是当时辽宁式铜剑文化受中原式戈影响而创新制造的一种新样式兵器。
比如,梁家营子异形戈的长胡上多曲刃,明显具有燕文化铜戈的特点,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异形戈是受燕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是燕文化与辽宁式铜剑文化交融的一个成果。
据专家介绍,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夏商时期,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特别发达,那个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分布密集,文化层堆积丰厚,完全可以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遗址相媲美。
辽西喀左曾连续出土燕侯盂等有关燕侯及其族属的青铜器,这说明早在西周早期燕文化就已经传到了辽西。
春秋战国前后,燕文化与辽宁式铜剑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一系列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辽西地区发现的该时期辽宁式铜剑墓中,多随葬有燕式铜礼器和燕式陶礼器。近来在大凌河上游的建昌县发现了东大杖子墓地,1.8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已探明墓葬54座,在已发掘的中小墓葬中,普遍有成套的燕式青铜礼器和陶礼器随葬,还发现了多把金柄青铜短剑。
以上考古发现可证明辽宁式铜剑文化与燕文化融合的时期,辽西地区已经建立了政治中心。
异形戈是从辽西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吗
丹东发现异形戈之前,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九州列岛都曾发现过异形戈,特别是在日本,异形戈发现的数量更多一些。
郭大顺先生曾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异形戈及辽西异形戈三者之间作过比较,他说:“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异形戈的胡要短一些,双槽由相近到相交,内加长,援身加宽;比之辽西异形戈,可看出形制变化和演变情况。辽西地区陆续发现年代明确的异形戈后,考古界一直希望在辽东地区也能发现异形戈,以有利于研究和推演异形戈的传播线路。所以说,这次‘三普’在丹东找到异形戈,是一次非常令人振奋的发现。 ”
那么,这件宽甸异形戈与早前发现的辽西异形戈之间又有哪些联系与区别呢?
专家和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宽甸异形戈的形制介于辽西异形戈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异形戈之间,而短胡与戈身铸方格纹更接近于后者。
首先,在外观上,宽甸戈的尖锋和援这些部位很像同时期当地流行的青铜剑,特别是戈的锋尖部分,其剖面及平面的形状与当时青铜短剑的尖锋部位结构形状基本相同,只是剑锋稍短,这些特点与辽西发现的异形戈非常相似,说明辽西异形戈与宽甸异形戈在文化渊源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还有,宽甸戈的柱脊部位与当时流行于辽西地区的青铜短剑的剑脊也相一致,但与本地的青铜短剑剑脊有明显的区别。近些年丹东地区陆续发现了几座藏有青铜短剑的墓葬,这些短剑的剑脊上均留有铸造修整中敲打的痕迹。但这件异形戈的柱脊上却没有经修整的痕迹,这说明该异形戈在生产中采用了比本地短剑更为先进的铸造工艺,而其工艺应是来自辽西。
专家初步推断:异形戈经历了从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及日本九州地区的传播过程,彼此之间既有文化联系又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
然而,这些异形戈当时究竟由什么样身份的人使用,它代表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这些问题专家们暂时还给不出答案,要解开这些谜团,就有待于今后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发现了。
延伸阅读
日本考古界关注辽宁异形戈
2006年8月,日本考古界的几位学者来到我省考察关于青铜时代的考古成果,专程参观了于道沟出土的异形铜戈。
日本学者为何如此关注我省出土的异形戈呢?郭大顺先生解释说,这就与日本考古界关于弥生文化年代的争论有关系了,辽西地区发现的异形戈可能会为这场争论提供一个寻求答案的路径。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对弥生文化的陶器重新进行了碳14测年,结果发现它们普遍比以往所认定的弥生文化年代要早数百年,这可能将弥生文化的开始期向前提将近500年。
日本考古界从前认为弥生时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晚期到汉魏时期),而如果向前提500年,那么弥生时代的起始年代就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晚期了。
由此,日本考古界维持原观点派和支持新观点派发生了争论。
2006年5月15日《每日新闻》转载了我省《葫芦岛文物》上发表的建昌于道沟异形戈图片,认为在这件异形戈上可能会发现弥生文化年代的答案。
那么,辽西的异形戈与弥生文化年代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郭大顺先生说,异形戈是日本弥生时代最常见的一种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对弥生文化有很大的代表性。
异形戈在日本出现,最早是在弥生文化前期末到中期初这一段时间里,按以往对弥生文化年代的推算,应为公元前1世纪左右,但如按新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则在公元前380至350年间。
日本九州地区的异形戈常常与曲刃青铜短剑伴出,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列岛的曲刃青铜短剑就源自辽宁式铜剑。因此,辽宁地区陆续发现异形戈,不但成为追寻异形戈起源的重要线索,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异形戈年代的重要参照物,因而对日本这场关于弥生文化年代的讨论来说,它们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证物。(徐晓敬/文 徐丹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