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的这番肺腑之言是家喻户晓的,然而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看,却不合逻辑。大凡名马,如汗血、赤兔、黄骠、乌骓,总是“马之千里”在先,伯乐识马是后天认识,韩愈何故倒过来说呢?精彩就在这一“倒”,包含了多少艰辛和人生坎坷的感叹!他的一生多有磨难和历炼,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是一点不奇怪的。
因为“佛骨事件”,韩愈差点送了命。那是元和十四年(819),崇道信佛的唐宪宗亲率宫女三十,手捧香花,去护国寺恭迎佛骨进宫供奉3天,然后再送往京城各个寺庙里瞻仰。上有好者,下必效之,于是君臣皆以信佛为荣。韩愈看不惯了,上表力谏,说供奉佛骨实在是一件荒唐事,那梁朝就是因为信佛而亡国的。这下可就触怒了宪宗,声言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幸亏有裴度等人为其说情才免去一死,贬到潮州去做了个刺史。可韩愈还是“拎不清“,再度上表,而且比前一次措词更凶,招致龙颜大怒,下一道圣旨,把韩愈一家立刻逐出京城。可怜韩愈12岁的女儿当时正病在床头,被抬着上路,其时正是风雪高寒的深冬,走到商山时女儿就咽气了。韩愈把女儿草草地埋在路边,连一块小小的碑也顾不上立,因为当差在一边催促赶路。家人不幸,个人浮沉,加上走到潮州时韩愈已经力不从心。他毕竟是50出头的人了,感觉身心十分疲惫。一到潮州,他立即写《谢罪表》,痛责自己,感恩圣上,乞求圣上开恩让他回京城。
佛事过后,宪宗时常念起韩愈的好来,再看他的《谢罪表》言辞恳切,有心召他回京,但要杀杀他的傲气,就让他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任职,以观后效。韩愈感激涕零,从此学得乖了,朝堂上的事一概不闻不问,空下来就钻研学问。唐穆宗继位后,韩愈被召回长安担任主管教育的行政长官,后又升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官越做越大,胆子越来越小。当下属要上表“改革”吏治时,作为第一把手的韩愈竭力阻止,痛责下属无事生非。其实他不是看不见当时的吏治腐败,圣上宠信奸侫的现实,也不是对京城表面繁华、百姓生灵涂炭的境况不清楚,只是他老了,心寒了,得过且过了。要知道再有什么“佛骨事件”,他的一把老骨头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长庆三月(823)早春,韩愈邀同僚张籍游曲江,写下《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春景是美艳极了,但与社会现状的反差强烈得令人反感。后世的陆游、文天祥都批评韩愈“独善其身而置朝堂时弊于不顾”,今人也指出这时的韩愈已从一个敢说敢为的文人蜕变为一个明哲保身的懦夫,表现出韩愈的“阶级局限性”。话是说得不错,只可惜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曾感叹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曾仕途浮沉几起几落,甚至当面顶撞皇帝而差点掉了脑袋,待到人老了,走不动了,垂垂暮年好不容易有了其乐融融的安生日子,你再要求他像年轻时一样不顾一切地去冒政治风险,岂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再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谏迎佛骨已经丢了一个女儿),妻子的老公,一个有50多人大家庭的一家之主,这种种社会关系也决定了他说话办事不能不瞻前顾后如履薄冰,要知道“伴君如伴虎”,皇帝一翻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韩愈老了,经不起折腾了,想过一点属于自己的安定和谐的生活,人之常情啊。前朝的白居易经过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挫折后,不也学着不问政治,尽情琴棋书画,外加有漂亮女子樊素“红袖添香”相伴左右,过起“香山居士”的舒服日子来?敢于说话是要有让人说话的环境的,在“噤声如寒蝉”的氛围里,与其发出任何一点不同声音都可能招来灾祸,还不如索性不说,尤其是身处官场的韩愈垂垂老矣——唉,怪谁呢!
作者:孙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