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歌唱家李谷一曾经唱过一首歌:“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随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立,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和措施,形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十二五”时期,北京将打造“一轴一线一带多片”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格局,目前,北京市已划定4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和组成部分,承载了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京味地理版将以“档案中的胡同”为专题,从档案的角度,记载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里的名胜典故。
南北长街在北京宫城边的位置,是故宫以西、中南海以东的一片狭长地带。南长街北起西华门大街,南到长安街;北长街北起景山前街,南至西华门大街,其历史可上溯到元代,位置极为重要。
北京城作为历史名城,结构严谨,层次清楚,总体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又分有皇城和宫城,宫城在皇城内,是故宫最核心的地区,明清时代中国的一切政令都从故宫发出,明清的历史就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而南北长街就在宫城的西边。我国有句古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位于封建帝王统治核心区的南北长街,天子脚下的地盘,自然更是神圣不可侵犯,是普通百姓的禁区。遥想当年,清嘉庆十七年,真理教主林清就曾计划由东华门和西华门两个方向攻入紫禁城。
既然如此,南北长街这么重要的位置,皇帝用来干啥呢?将其作为紫禁城皇家生活、宫廷事务的服务区,即明内府的衙门、清内务府的机构所在地。紫禁城作为封建皇帝的居住和办公之地,是封建王朝统治的首脑和核心地区,在“家天下”的统治下,在这里形成了以皇帝为全国核心的统治机构。这个庞大的机构,包括皇帝、后妃、公主、太监等各色人等,数量众多,就需要专门的一套机构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等服务。这套机构在明朝是内府,在清朝是内务府。因其管事儿多,依据便利的原则,就在包括今天的南北长街一带形成了一套服务紫禁城宫廷事务的区域,在明朝主要有兵仗局、旧经库、甜食房、御用监、银作局和宝钞司等部门,在清朝主要有都虞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和奉寰苑等部门。清朝时为了祭祀和管理等方便,同时还有众多的寺庙、王府和一些皇帝亲近的豪门显贵的私人官邸。随着封建统治的不断减弱,开始有居民迁入,一些衙署所在地就变为民居和胡同。
早年的南北长街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心区域,对外是封闭的。北长街达金鳌玉蝀桥东门,南无直达之途,“仅南府乐部及各项杂役人等居之,向无人行走,以东西二口之南端皆至天安门之垣,无门可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南北长街都与外界接通,那是辛亥革命的功劳。辛亥革命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就要改变北京内城封闭、通行不便的局面,朱启钤作为当时的内务总长,就顺应民权思想,拆掉了部分皇城,打通交通要道。并且在南长街南面砌了一个过街门楼,题上“南长街”字样。红墙蓝字,与周围环境很协调。现在南北长街的胡同保存较好,有织女桥东河沿、大宴乐胡同、教育夹道、会计司胡同、前宅胡同、后宅胡同等,形成了以民居为主的古槐成荫、环境幽雅的风貌特色。
宝钞司不印钞只管纸
地名:大宴乐胡同
历史上,南长街曾有一个名字:“南池子”,南池子的名字是由宝钞司而来。电视剧《绝色双娇》里,浣衣局大使芊芊一次开会时问旁边的太监在哪里谋职,答曰“宝钞司”。芊芊很高兴,心说宝钞司管印钞,有钱啊,就套近乎。对方却告诉她:“宝钞司是做厕纸的!”大家也许觉得奇怪,其实确实如此。宝钞司就是一个掌管草纸(卫生纸)的机构,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印钞(纸币)机构,印钞机构是外廷机构。元朝的印钞机构叫宝钞都提举司,明朝的印钞机构叫宝钞提举司。
明朝的管理体制有两个:外廷和内府。外廷就是三省六部机构。宝钞提举司是外廷机构,先归中书省管辖,后属户部管辖,印的纸币叫“大明宝钞”。清朝入关后,吸取明朝通货膨胀教训,认为纸币只作权宜之计,不宜作为国家正式货币,因此从顺治十八年到道光末年(1850年)这190年间,清朝政府没有发行过纸币,只在工部和户部设立宝源和宝泉两个中央造币厂,铸造清币,到咸丰年间才开始印制“大清宝钞”。
内府就是人们常说的24衙署,即“四司、八局、十二监”,到清代,因避免机构臃肿,缩为内务府“七司三院”,都是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
宝钞司是内府四司之一,负责生产草纸的,所造草纸,一般竖不过二尺,宽不过三尺,以独轮车运送平地晒干,然后入库。皇帝用的草纸跟其他人不一样,质量要好得多,档案记载“淡黄色,绵软细厚,裁方可三寸余”,所以,皇帝草纸不由宝钞司负责,而由十二监中的内官监负责。到后来,内官监也负责不了,明神宗以下,专门派人“买杭州好草纸用之”。
话说回来,南长街为什么叫南池子呢?宝钞司生产草纸需要稻草等原料。把稻草煮熟、轧碎后,加上石灰浸泡,再经过抄浆、晾干等程序,方可成为草纸。为生产草纸,宝钞司就在南长街一带建了一个“泡稻草池”。南池子由此而来。
这个造纸炉灶的余温也没浪费,在明代用作温室,种植瓜果蔬菜萝卜之类,以供来年吃春饼和“咬春”之需,省却外运的麻烦。清朝后被改作花园,杂植花树,从苏、杭等地送来的盆景,也都在这里养植,到时间就送到各个宫殿摆放。清代还曾饲养蟋蟀,到掌灯时分,就放在“鳌山灯”内听其鸣叫娱乐。
当时宝钞司设有72作坊,“各具一间,突朝天”。这些造纸炉灶整天喷云吐雾,所以被戏称“七十二凶神”,所在地也被称作大烟筒胡同,后来被雅化为“大宴乐胡同”,正好与附近的“升平署戏楼”相称。如果不知就里,还真会认为大宴乐胡同是由升平署戏楼得名的。
老舍小说背景来自南北长街
地名:教育夹道
承德外八庙久负盛名,在北京故宫周围也有八座庙,为清代皇家庙宇,一般被称作故宫外八庙。这八座庙,除三座在南北池子外,另外五座都在南北长街,除真武庙(玉钵庵)外,还有昭显庙、福佑寺、静默寺和万寿兴隆寺等四座寺庙。
昭显庙在今北长街路西,俗称雷神庙,建于清雍正十四年(1732年),是昔日皇家用于祭祀雷神之所,至今有280多年的历史。早先雷神祭祀是在北京四大坛之一的天坛祈年殿进行,为什么又分离出来呢?原来,雍正在位时,内城频发雷击,他不堪其扰,就下令让工部和礼部在皇城附近选址修建雷神庙。工部和礼部不敢怠慢,四处考察后认为:京城雷电首发多来自西北,所以选址首先应选西北位置;而北长街不但在故宫西北,而且是京城龙脉,明朝礼部尚书朱国祯在他的《涌幢小品》就曾经说:“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依据龙生水而水克火,北长街建雷神庙最合适。雍正认为有理,就下令拨钱限期落成,接引雷神,焚香膜拜。
民国时期,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将昭显庙作为北京教育会。1923年,时年二十四岁的老舍就曾在位于北长街的北京教育会当文书,直至次年夏,赴英国伦敦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教员。这段时间的任职,使他进一步熟悉了南北长街。不仅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微神》等作品中可观雷神庙的影子,他的长篇代表作《骆驼祥子》,也是以南北长街等处为主要背景地点的。
在北洋军阀时期,教育部虽然作为八部之一,但被外人视为清水衙门。当时北京人还编成顺口溜:“交通阔,教育穷,司法、内务最从容;财政抠,陆、参横,农工商和海军轻”,因为穷,教育部还曾闹过控告团、请愿团、索薪团。北京教育会占庙办公,其附近的狭窄过道,成了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慢慢这个狭小的地方变成小路,进而被称作教育会夹道,现在叫“教育夹道”。当然了,现在的教育夹道与周围环境很和谐,很适合“教育”两字了——不仅有北长街小学、还有闻名全国的百年老校161中学。
民国期间,这座昔日的皇家庙宇曾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1925年3月,为对抗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以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余人,分别来自20多个省区内120多个地方。10日,在北长街的北京教育会会场,正式会议开始。大会否认“善后会议”,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通过了国际、国内、财政、宪法等问题重要决议案, 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追悼孙中山活动。
本版文/冯舫女
本版摄影/张辉
胡同藏玉瓮 误当腌菜坛
地名:玉钵胡同
南长街西侧有玉钵胡同。胡同所在地在明朝时是内府的御用监地盘。那为什么叫“玉钵胡同”呢?原来这地儿在明朝曾经真有玉钵。这个玉钵可不是一般的“钵”,应叫“玉瓮”,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特大型玉雕,成于元朝,就是北海公园著名的“渎山大玉海”,椭圆形,长1.65米,宽0.63米,深达0.57米,重3吨半,由整块墨玉雕成,其雕琢随形施艺,于海浪波涛中雕刻鱼龙、海马、海猪等各种海景,下配的底座也雕有与玉钵一样的浪涛海兽,两者和谐一体,真可谓“海内归一”,反映了元代强盛的国势和一统四海的决心,蔚为壮观。据《日下尊闻录》记载:“琼岛,元之渎山,即明之琼岛也。”故此玉被称“渎山大玉海”。
元朝为什么要雕“渎山大玉海”呢?原来忽必烈作为开国之君,志向远大,他想统一全中国,“大有为于天下”,并曾在金莲川研究帝王之道。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的孙子霸都鲁就曾建议忽必烈迁居燕京,随着元朝势力的进一步强盛,忽必烈也逐渐意识到原来统治中心漠北开平的局限性,感到应该以开平为陪都,以燕京为国都,形成“以燕京君临天下,以开平驾驭漠北”的大格局。这样,到1264年,忽必烈就下令谢仲温等修复琼华岛,并将广寒殿修葺一新,作为驻跸燕京的行宫,即大宁宫。到下半年又决定建都,理由是:“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八表。”他令刘秉忠、谢仲温选址,张柔、张弘略等负责修建,郭守敬负责兴修水利,共同完成大都的建设。这样大的政治格局,自然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蒙古人酒量大,于是就建玉瓮作为盛酒器具,以便大宴群臣。终于,到至元二年(1265年)底,“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广寒殿就在元大都大宁宫内琼华岛山顶、现在北海公园白塔位置,是元世祖忽必烈接见大臣显贵、举办重大典礼的地方,忽必烈将它放在这里作为大宴群臣的盛酒器具,可贮酒三十余石。
朱元璋北伐,元统治者退出北京后,渎山大玉海一直留在广寒殿。明万历年间,广寒殿年久失修倒塌,渎山大玉海被移至御用监院内的真武庙院里。康熙年间(1711年),皇家重修庙宇时,被辅臣高士奇发现,于是将它移到殿内,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大帝。但元朝俾倪天下的气势无人能感知,遂将之缩小称“玉钵”,真武庙因这玉钵而称“玉钵庵”,这条胡同便也被称作玉钵胡同。玉钵庵的道士并不珍惜,觉得这东西腌制咸菜甚好,竟将它做了腌菜坛子。乾隆年间,玉钵再次引起了一个叫叶三和的满族官员的注意,他将玉钵的遭遇告知乾隆。乾隆花费千两白银购回,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并专门建了玉瓮亭摆放,还令40多位翰林各写诗一首刻于亭柱上,乾隆皇帝也亲自写了一首《玉瓮歌》刻于渎山大玉海的内壁以示纪念,内壁序文说:“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殿中。”20世纪60年代,真武庙因为破损荒废而改为民居,原来的渎山大玉海石座和后刻的石瓮于20世纪70年代被移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内。题图摄影/冯舫女 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